抗日战争中的
新四军
——纪念新四军成立75周年
会长 彭良国 主编 苏孝龙
六安市金安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二0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目 录
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
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浅谈新四军成长、发展的历史经验
新四军军长叶挺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陈毅对新四军建设与华中敌后抗战的主要贡献
项英同志被害经过
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
椿树岗伏击战
新四军军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新四军用鲜血凝成的铁军精神,将永世长存,不断发扬光大。
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活跃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在武汉失守以前,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武汉沦陷以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四军已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军。新四军共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对付23万伪军,不仅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推进的兵力,而且限制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规模和范围,支援了国民军和盟军的对日作战。在抗战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47万余人,另有6万余名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6.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4346万,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民族根据地。新四军从下山集中时的一万余人,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民兵自卫队960000余人。新四军为独立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河山,夺取华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抗日而改编为新四军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京(宁)沪又告危急,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亿万中国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
为挽救民族危亡,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在一些南方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先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经共产党多方积极工作,国民党终于接受了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统一的抗日武装的要求。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4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的番号(1939年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经叶挺、项英、陈毅等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磋商于南昌、武汉、南京、延安等地,改编工作积极进行。11月上旬,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改编工作和请示新四军组建事宜。11月中旬,中央派叶挺到武汉着手筹建军部,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主席,曾山任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主席,以加强对华中抗战的领导。项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率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于12月23日抵达武汉,与叶挺会合,军部成立条件已经具备。12月25日在武汉召开了新四军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游击区领导人如张云逸、傅秋涛等,有刚从延安来的干部如赖传珠、李子芳等,有“筹备处”工作人员如叶辅平、朱克靖、沈其震等。叶挺、项英在会上讲话,分析了抗战形势,提出了新四军的任务。从此,新四军军部就成立了,并于翌年1月6日移驻南昌,进一步充实健全,迅速开展了工作。
在军部成立前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分别任第1、第2、第3、第4支队司令员。
为使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任务转变,项英、陈毅等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改编方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于是分散在南方8省40余县的红军游击队,告别家乡和亲人,下山集中,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并经长途跋涉,先后抵达皖南歙县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整训。这时全军辖4个支队、10个团,共10300余人,有枪6200余支。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陈旧,但绝大部分指战员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保存下来的精华,是继承了红军优良传统的战斗骨干。
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配合友军作战
1938年中,日军和国民党军集结重兵,进行滁州、武汉会战。新四军在皖南、皖西集结后,叶挺、项英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新四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毅然向敌后挺进。
1938年4月初,新四军第4支队进抵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5月12日,第9团一部设伏于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初战获胜。为配合徐州会战,第4支队挺进淮南铁路巢县至裕溪口段出击敌军,徐州失陷后,为牵制日军西犯武汉,第4支队主力大部移到合肥——安庆公路、合肥——六合公路两侧抗击敌军。先后在棋盘岭、花子岗伏击日军成功,破坏日军的运输补给。
4月下旬,粟裕率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陈毅率第1支队进入苏南茅山地区进行游击作战,6月18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成功,毙日军土井少佐以下10余人,接着第1支队、第2支队夜袭新丰车站、袭击句容县城、伏击珥陵等,于是南京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芜湖近郊官徒门伪军据点,都响起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枪声。谭震林率第3支队进入南陵前线,与国民党军协同青弋江,后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作战。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东敌后,在淮阳窦楼击毙日军骑兵林津少尉等10余人;稍后,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队向武汉外围挺进,为支援友军作战,在应山县余家店与日军激战获胜。
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抵达皖南泾县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规定进军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发展(《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05页)。为此,叶挺渡江北上,于5月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先已抵达江北的张云逸兼任指挥。接着整编江北部队,改由徐海东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部队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4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1939年夏,陈毅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一面派叶飞率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进入京(宁)沪路东地区,突袭黄土塘,夜袭浒墅关,一直打到上海近郊的虹桥机场;一面派管文蔚率领的挺进纵队控制扬中,进入长江北岸的大桥、仙女庙地区;一面组织部队粉碎日军对茅山根据地的“扫荡”。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时,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进至扬州、仪征、六合、天长等地发展,与第5支队打通联系。
1939年,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豫皖苏根据地。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并派干部和部队进入皖东北,与在这里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会合,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原局部署,1939年11月中旬,豫南、鄂东、鄂中人民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开辟豫南、鄂中游击根据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大江南北广大敌后地区战略展开的任务,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南京、上海、徐州、武汉等中心城市。
1939年11月,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主持中原局工作,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提出积极发展苏北、坚决反摩擦、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江南指挥部鉴于国民党军冷欣部加紧压迫,遂率主力于7月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汇合,改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进驻黄桥地区,粉碎日军的“扫荡”;10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对我黄桥地区的进攻,搬掉了发展苏北抗战局面的绊脚石。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12000余人南下华中,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稍后,彭、黄两部分别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彭雪枫任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进军淮上,打击日伪军,控制淮河下游地区;黄克诚任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军淮海地区,在高沟、杨口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在中共中央提出的“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自卫方针指导下,当韩德勤悍然进攻黄桥时,八路军第5纵队奋力东进,进占阜宁,直下盐城,于10月10日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狮子口。
两军会师苏北以后,为了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总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23日迁盐城),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抵苏北前,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经过两年多的大胆进军和英勇奋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5000余名,开辟抗日根据地44000余平方公里,根据地内人口1400余万人,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建立抗日民族政权的有42个。新四军已发展到将近90000人。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
新四军奉命挺进华中敌后,主动、积极地与国民党军队友好合作,协同作战,不断袭扰、打击、牵制日伪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曾受到国民党军官兵的普遍称赞和国民党最高当局数十次的明令嘉奖,更是国内外人士所同闻共睹的事实。
但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却不给共产党以平等的地位,在华中地区处处限制新四军的抗日活动,企图借“统一”的军令、“政令”来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为此,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1939年6月制造的“平江惨案”,杀害我新四军湖南平江留守通讯处的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7月制造了“六和惨案”,残杀我6名伤愈归队战士、2名护士和八路军副官郜明征;9月制造了“鄂东惨案”,屠杀我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及中共黄岗县机关500余人;11月制造了“竹沟惨案”,袭击并残杀我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和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伤病残人员及抗属、无辜民众200余人;12月又制造了“镇江惨案”,国民党镇江县长屠杀我与敌激战转移中的战士3名,等等。对上述种种反共挑衅,我新四军一再忍让,只在退让无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时候,才采取严肃的自卫手段;一待对方退去,又继续以友好态度,力求再度实现抗战的团结。如在豫东对汤恩伯部,在皖东对桂军莫德宏部,在苏南对冷欣部,在太湖沿岸对忠救军俞作柏部,都采取这种办法,绝不开衅,绝不向他们进攻。
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无理下令在江北作战的新四军部队,“全数移至江南”,遭拒绝后,又于10月下令新四军、八路军于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11月15日,毛泽东确定“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并对华中取自卫政策”,以“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并指示军部和皖南部队迅速北渡长江。
1941年1月上旬,当叶挺、项英率军部皖南部队近万人,遵令北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陷入国民党军7师之众重重包围,一起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新四军北移部队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害,损失惨重。国民党当局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宣称要把叶军长“交军法审判”,从而把第2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峰。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披露了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分裂民族团结抗战的阴谋,声讨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新四军各部虽义愤填膺,眦裂发指,但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大局为重,未采取任何报复及扩大事态的部署。”绝不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从而制止了内战危机,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陈毅:《皖南事变真相》,1944年8月)。
重建新四军军部,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为了继续华中敌后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6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旅,坚持苏中地区抗战。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第2师,张云逸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4、第5、第6旅,坚持淮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5纵队编成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7、第8、第9旅,坚持苏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4纵队编成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旅,坚持淮北地区抗战。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3、第14、第15旅,独立坚持鄂豫边抗日阵地。由苏南部队编成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6、第18旅,坚持苏南地区抗战。由皖中和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辖第19旅及挺进团,坚持皖南、发展皖江敌后游击战争。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表现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新军部的成立,表明新四军将继续高举抗日旗帜,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抗战,度过最困难时期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2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扩大,日本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急于稳定中国战局,巩固占领区,一手大力扶植汪伪政权,并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一手集中了64%的侵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当局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驱逐新四军出华中至黄河以北的政策,不时乘日伪军向我根据地“扫荡”之机夹击新四军,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的三方夹击,使新四军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境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在华中局组成前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按照战略区的划分,先后组成各地区党委、军区及所属军分区。5月中旬,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接着,军分会扩大会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建军的新任务。1942年春,华中局举行扩大会议,部署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任务,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进行各项建设事业,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
日伪军为驱逐和消灭占领区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根据地,最常用的手段是集中兵力进行“扫荡”作战。因此,反“扫荡”作战便成为我敌后军民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形式。1941年,淮南军民经两个月20余次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春季大“扫荡”。1941年7月,日伪军17000余人,对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在军部统一部署下,苏北、苏中军民紧密配合,在一个多月百余次反“扫荡”战斗中,毙伤日伪军3800多名,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此后,苏中、苏北军民又积极粉碎了日伪的“清剿”。同年11月,第5师第15旅三攻侏儒山,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伪第2师及增援日军。毙伤日军100余名,俘伪军950余名。在苏南,日伪军3000余名于11月28日“扫荡”溧阳地区,我第16旅旅部在塘马被日伪军包围,经反复冲杀,终因寡不敌众,第6旅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以下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1942年中,我苏中粟裕部经4个月的奋战,粉碎了日伪军对苏中的“分区清剿”。冬,我苏北黄克诚部、淮北彭雪枫部、淮南罗炳辉部,轮番与日伪军交战近百次,粉碎了对我洪泽湖地区的冬季大“扫荡”。第5师挫败了日伪军万余人对大、小悟山根据地的“扫荡”。
1943年1月,华中局、军部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第2旅南渡与第16旅在溧水合并,仍沿用16旅番号,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治委员。这年春,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在掩护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韩德勤部,退入我淮海根据地后,我第3师在第1、第2、第4师配合下,击退了14000余名日伪军的“扫荡”,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日伪军780余名,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伪军千余名的“回马枪”合击,全连英勇抗战,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发现我军一部已南移苏南地区,又错误判断我军部领导机关已西移皖中地区,3月初,开始对我苏南地区连续“扫荡”,并两度奔袭皖中,后又回师苏中地区进行“扫荡”,但都遭到我沉重打击。至此,日伪军对华中地区大规模“扫荡”终以失败收场。
在“扫荡”的同时,日伪军为把点(城市)线(交通干道)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又在汪伪势力的直接配合下,在华中策划“清乡”新阴谋,即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综合手段,以图“以华制华”、“彻底整顿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1941年7月至9月,日伪对我第18旅活动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第1期“清乡”。先以重兵分进合击,后在“清乡”区周围建立“隔绝带”,构成包围圈,再以特工人员破坏我抗日组织,遍设据点,常驻“搜剿”。我第18旅由于对日伪“清乡”特点认识不足,缺乏反“清乡”斗争经验,仍以反“扫荡”的办法对付“清乡”,致使我党政军遭受一定损失,日伪军“清乡”部分得逞,第18旅主力奉命北渡至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我军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分区转移的办法对付日伪的分区“清乡”,确定了隐蔽斗争和游击坚持相结合的基本对策,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以后在10月至12月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反“第2期清乡”,和1942年1月至6月对澄锡武(进)和吴县、昆山部分地区反“第3期清乡”斗争中,就坚持了抗日阵地,保存了抗日力量。
1943年,日伪除继续在苏南的镇江、金坛、丹阳、武进地区进行“清乡”外,还在浙江的庵东地区进行了试验性“清乡”,在湖北的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了局部“清乡”,但“清乡”重点已经转移到苏中的第4分区了。苏中4分区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先后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反正、投诚。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新四军第1师指战员牺牲300余人,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牺牲、被捕200余人,群众被杀1000余人,被抓60000余人,民房被烧掉5000多间,被抢掠毁坏财物难以数计。
从1942年夏至1943年秋,我淮海、盐阜、淮北、苏中等地区军民,还采取破路、围困、拨点等多种形式,挫败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活动。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东南翼,1941年4月,日军占我浙、闽沿海地区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由中共浦东工委派“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分批南渡浙东,开辟三北(姚江以北余姚、慈溪、镇海3县地区)游击根据地。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中共浙东区委于7月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三北司令部”于8月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5支队。一部坚持三北地区反“扫荡”斗争,一部挺进四明山区。1943年4月,从伪军手中解放了四明山重镇梁弄,初步建立起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22日,根据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到1944年春,主力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00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等4个行政区和14个县级政权,为新四军进一步向东南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期间,浙闽沿海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斗争。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华中敌后军民团结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到1943年底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1944年,日军妄图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不得不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加强正面战场进攻,从而华中各地日伪守备力量相对减弱。华中敌后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号召,一面大力开展整风和生产运动,从思想上、物质上为反攻奠定基础;一面对日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恢复和扩大解放区。
1944年初,苏中军民为打破日伪军的“扩展清乡”和“屯垦”计划,连续发动攻势,攻克据点17处。3月,粟裕率第1师发动了车桥战役,在叶飞副师长指挥下,经一天两夜激战,攻坚打援均获胜利。歼日军三泽大队长以下460余名(内俘中尉以下24名),歼伪军780名(内俘160余名),从此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联系。苏北军民经过3个月的斗争,收复了1942年冬季日伪大“扫荡”时占去的大部地区。4月,黄克诚率第3师发动高沟、杨口战役,歼日伪军2100余名,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分区联成一片。3至5月,彭雪枫率第4师在运河与津浦之间地域,发动军事政治联合攻势,歼日伪军1800余名,收复泗县、宿迁、灵壁、睢宁之间大片地区。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第4师主力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从8月开始,经4个多月的奋战,西进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在9月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不幸中弹牺牲,张爱萍接任师长。第5师一部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于7月底向河南敌后挺进,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第16旅于8月下旬发起长兴战役,10月下旬发起溧(阳)南战役,解放了溧南地区。新四军淮南部队频繁作战,一年中攻克日伪据点38处,歼日军240名(内俘3名),歼伪军1200余名。新四军皖江部队攻克据点11处,歼日军77名(内俘4名),歼伪军820余名。我浙东部队歼日军180余名(内俘24名),歼伪军1200余名。
新四军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6500余次,歼灭日军4300余名(内俘130余名),伪军48000余名,攻克日伪据点570个,恢复了豫皖苏边和开辟了豫南、豫中地区,最后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治安肃正”和“屯垦”计划,改善了根据地的斗争局面,掩护了整风运动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响应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任务》中发出的号召,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日伪包围于城市与交通要道狭窄地区,为战略反攻作好准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粟裕率第1师主力一部于1945年1月南下苏浙边区,会同第16旅,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东部队。从2月至6月,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不断进攻,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3次自卫作战,从而开辟了浙西10个县、100余万人口、100余平方公里的敌后新区,沟通了浙西与浙东的联系,基本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5师为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华南敌后新区,于1945年1月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部队会师于湖北大悟山地区,然后派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两个团配合南下部队,挺进湘鄂赣边。3月,攻克大幕山,俘伪军周久如部200余名。4月,在岳阳东南歼灭伪和平救国军第1师,俘伪军600余名,扩大了鄂南抗日根据地。4至5月间,进行豫西南战役,收复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南下部队于8月底到达广东南雄县城西北的百顺,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返,于10月5日与第5师再次会师。在这期间,第3师在苏北给予伪军孙良诚部严重打击后,4月发动阜宁战役,收复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第1师在苏中进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毙日军240余名、歼伪军1500余名。淮南、淮北部队击败了日军对淮河沿线的进犯,淮北第4师于7月收复了睢宁县城。从年初到8月上旬,新四军的攻势作战歼日伪军30000余人,收复县城7座和重要据点100余处。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第1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军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有效地配合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我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战略大反攻命令;8月11日,延安总部接连发出6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的日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中共中央提出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不顾国民党的无理阻挠,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发出通谍,限期缴械投降。8月中旬,新四军各部队就地向周围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从8月10日至22日,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沿线、鄂豫边区的反攻作战中,共解放县城17座,重要城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5000余名,取得全面反攻的初步胜利。
为加强对反攻的领导,陈毅于8月下旬由延安返华中,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中局书记。从8月22日至9月2日日本签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书这10天反攻作战中,新四军以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为目标,又解放县城15座,重要市镇220余个,歼日伪军12000余名,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以后,反攻作战本可结束,但因蒋介石指令被我包围的日伪军固守待援,以作他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内应”,新四军不得不发动武装受降作战。第3师于9月攻克淮阴、淮安,歼伪军第28师潘干臣部和吴漱泉旅,共13000余名。苏中军区和盐阜军分区部队于11月收复盐城,歼伪军第39师,俘师长潘子明以下3600余名;伪第4军军长赵云祥率6000余众投诚。新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一部和苏中军区部队于12月解放高邮,日军独立第90旅团岩奇大佐率部投降,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00余名被俘。经9月到12月的作战,新四军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全部日伪军重要据点,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4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打击了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
新四军卓越完成民族抗战的历史任务后,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70000余人,于10月底撤移江北;第3师共35000余人于9月底10月初,调往东北。10月下旬,中原军区组成后,第5师番号即行撤销。新四军主力大部北调山东,军部由淮阴移至临沂并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和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1947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
新四军在被日伪军封锁分割的华中敌后战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驱之不去,打之不烂,愈打愈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百战而愈坚,历艰险而不衰,并取得最后胜利,原因就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在斗争中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华中敌后战场的胜利,是华中敌后军民的共同胜利。这个胜利是与国内外的各方支援,八路军的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同时,许多国际友人、华侨、民主人士,也都与新四军指战员一样,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作出了贡献。
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文/启林
1937年lO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1938年4月间,新四军由分散在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编成。5月12日,就在皖中巢县(今巢湖市)的蒋家河口发起了首次战斗。新四军始终积极寻找战机,英勇歼灭敌人。8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00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00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00余人,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60800余人。需要特别指出,新四军的上述战绩,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首先,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0300余人,各种枪6000余支,许多战士只能手持梭标、大刀进行战斗。经过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才达到21万余人。而驻在华中的日军有16个师团26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坦克、飞机、军舰、汽车等。华中尚有伪军23万余人,主要是对付新四军。新四军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依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其次,新四军战斗的华中,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南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是日伪的军事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华中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危及日伪心脏,因而遭到了日伪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将军事清剿、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结合起来的“清乡运动”,更是日伪专门用于华中的毒辣手段。
再次,华中又是国民党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在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们就划定活动地区,极力限制和排挤。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公然称新四军为“奸军”,不仅完全断绝了枪弹粮饷的供给,而且不断发动进攻,使新四军处于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分兵进行反顽自卫作战。
第二,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人口4346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四军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大片国土,其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平方公里来估计的。华中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伪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资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伪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支持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第三,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第四,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和盟军
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间接地配合和策应正面战场,而且还在战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就是为了策应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当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坂井支队,由南向北进攻合肥,进逼徐州。新四军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中,袭扰敌人后方。1938年5月11日坂井支队刚由巢县出发,5月12日新四军就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击毙日军20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一部。日军的战史记载这次战斗说:“坂井支队因后方的巢县守备队受敌之攻击,派遣步十三联队的第一大队前去救援。”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围歼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即使在这种合作抗日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皖南事变烈士鲜血未干的日子里.新四军仍然顾全大局,支援国民党军抗日。这年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企图围歼国民党军于平汉路以东地区。为策应国民党军作战,保卫中原大地,新四军第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从1月30日起即尾追日军西进。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日军西进河南,“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新四军应与国民党军“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新四军第四师领导人,提出了“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新四军第四师于2月10日收复蒙城,2月11日收复涡阳,沿西淝河继续进攻,给了日军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与新四军闹磨擦最多的反共顽固派。新四军的一些重要的反顽自卫作战.例如半塔保卫战,黄桥决战,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1943年2月,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韩德勤惊慌万分,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谈判。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同意在日伪军“扫荡”韩部时,配合作战,牵制敌人。在韩部遇困难时,可向涟水、淮阴以南的新四军地区转移。2月12日,日军以南、西两线兵力合击韩部,同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三师。韩部一触即溃,纷纷逃入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第三师奋勇进行反“扫荡”作战。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在与苏北邻近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在新四军内线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退,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
新四军和同盟国的美军也有共同抗日的合作。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军第五师接待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少校及其随员,同他商谈了在武汉周围建立无线电网,接收和发送关于日军的情报,以及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并负责收集鄂豫边区范围日军的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提供目标和校正目标。
第五,为国民党军和盟军提供了游击战的经验
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曾在国民党军中介绍和推广。这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又一贡献。
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国民党军第五十军在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巩固江防,加强全军的战斗力,开办军官训练班,聘请新四军领导人到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介绍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列入了军队教令。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送呈了一年来工作报告和《对敌作战说明书》。5月10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6月6日,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后坚持抗日作战的借鉴。抗日战争初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情报官员的卡尔逊到过中国的许多战场。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十分赞赏,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援助八路军、新四军。1942年以后,卡尔逊参加太平洋战场作战。在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袭击马金(Makin)岛。
第六,振奋抗战精神,鼓舞胜利信心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鼓舞了军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同样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是逆着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挺进敌后根据地的。当人们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攻势而陷入失败情绪之中时,新四军以首战告捷、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声春雷,使得中国军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动员了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投入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的行列。
新四军的影响还传播到了国外。许多国家的华侨报纸,特别是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侨报纸,多次报道新四军的战斗。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国际援助。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英勇战斗,对这种支持和援助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浅论新四军成长、发展的历史经验
文/正午
新四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2.46余万次,歼日伪军47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歼顽军14万余人。部队从最初的10329人,发展成一支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军96万余人的强大力量。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5省的8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6.8万平方公里,人口4346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认真研究新四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经验,对当今我党我军的各项建设将是有益的。
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独立发展
(一)保持共产党在新四军内的绝对领导权。新四军虽然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创建和发展的,但它始终在政治上、组织上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因战区的军事指挥关系而削弱或放弃这种领导。在红军游击队下山与国民党谈判整编期间,当湘鄂赣军区政委傅秋涛派到武汉的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时,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毛泽东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并要求傅秋涛另派代表,否认原定条件,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各游击队不管是编入新四军的部分,还是成立保安队在原地坚持的部队,都根据中央的指示,反对国民党派一兵一卒。新四军组建后,立即在部队内部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而不允许国民党在新四军发展组织。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皖南集中后,国民党第三战区曾以点验为名,妄图派人控制新四军,也没有得逞。这样,新四军成立后,避免了政治上的国、共二元领导,避免了被国民党控制的危险,也没有降低为统一战线的军队。
(二)正确执行党的战略发展方针及反对顽固派进攻的政策和策略。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执行了“东进北上”、“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后,执行了“西进北上”发展河南,“发展东南、华南”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从而使新四军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展,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不断向新四军部队闹磨擦,制造惨案,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正确执行党的反限制政策,粉碎顽固派的进攻,直接关系到新四军的生存与巩固,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抗战前途。为此,毛泽东在1940年5月4日写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即第二个五四指示)的指示信中,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地区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对一切反共顽固派的反共措施,“原则上均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陈毅等对此坚决执行,因而有“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一举扭转了苏北的不利局面。
(三)摸索出了建设“铁的党军”的基本经验。新军部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精神,明确提出了将部队建设成正规化党军的任务。规定正规化党军的基本要求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有模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有统一的编制制度和科学的组织分工;有充满革命热情、富有朝气的工作作风和先声夺人的革命气概。
在政治建设上,首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由于国民党的限制,新四军取消政委制,因而,影响了政治工作的开展。新军部成立后,任命了团以上各级政委,赋予政委对军队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和除战场指挥、军事教育以外的一切工作的最后决定权。重申政治机关是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机关,与军事指挥机关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予以加强和充实。其次加强部队党的建设。搞好党员的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三是加强党的路线和政策尤其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觉悟。
在军事建设上,首先健全司令部机关,使之成为正规兵团有效的指挥保障机关。其次加强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各级成立了军事研究会,重点研究游击战术,培养官兵独立游击能力。三是实行统一的编制、制度和纪律克服纪律松驰或违纪问题。
在后勤建设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断绝了对新四军的供给,新四军靠根据地的税收和公粮、海内外人士的支援和自己动手生产来解决饷、弹和装备问题。加强供给部门的工作,加强供给人员的政治和财经纪律教育,保护税源,开辟财源。反对本位主义和无计划地乱花钱。
二、将日伪军的进攻方向作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通过在敌人侧后艰苦的军事斗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从军事角度看,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是执行中央正确的军事策略的结果。毛泽东在1938年5月4日给新四军的电示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6月2日又指示项英:“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这就基本奠定了新四军军事斗争的策略思想。
但由于当时皖南、江南日伪军及国民党军队力量强大,地方游杂势力猖獗,刚组建的新四军人员少,武器不足,个别领导对向敌后挺进顾虑较多,丧失了一些发展机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皖南军部,深刻地分析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前途,阐述了到敌后去的意义:坚持到敌人侧后作战,在军事上可以避免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指挥,并能得到人民支援;在政治上则因为直接抗击日军而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支持,争得政治的和心理的有利地位;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又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是到敌后抗敌,以弱小兵力和劣势装备去对付精良装备的日军,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新四军确实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斗争策略坚持在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军事纠缠,逐步以弱胜强,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发展成31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
三、部队的发展与根据地建设同步协调进行,逐步建立起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新四军在被日伪分割封锁的敌后战场上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并且发展壮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每到一地都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使游击战争有坚强的后方依托。
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经过建党,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形成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过程。在抗日游击区,也有先通过建立政权再发动群众的情况,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便以共产党、新四军的名义,委派了十几个县长,魏文伯便是定远县的第一任县长。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后,再利用政权发动群众。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民主政权建立后,党和新四军在政权依托下建立起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地方军执行守土抗战任务。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部队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成了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
新四军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注意保持与根据地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比例,使根据地具有持久的生存能力。
四、以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内外团结,在巩固中发展
一是根据新四军部队来自不同“山头”,又长期分散作战的特点,持久地进行以增强党性为中心内容的增强党内团结与纪律的思想教育。
二是重视部队内部的锄奸反特和防逃亡工作,纯洁了内部。
三是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增强军政军民团结。1943年12月5日,新四军政治部重新颁布了新四军的拥政爱民公约,并且重申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月活动,广泛进行拥政爱民的教育。
通过一系列工作,新四军增强了内部团结,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巩固了队伍,减少了内耗,全面提高了战斗力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残酷斗争中,不仅没有削弱自己,反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新四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牺牲。这支经过血与火锻炼的铁的新四军,解放战争中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全中国战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四军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新四军军长叶挺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1938年1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授予国民革命军
中将军衔。考虑到叶挺已脱离中共多年,精于用兵,能征善战,任命他当军长可以把这支军队改造成国民党军队,或可将其派往前线,假手日寇将其消灭。蒋介石也知道,除了叶挺以外,很难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又能让共产党接受的合适人选。
中共中央在延安获悉叶挺已被任命为军长后,致电邀请叶挺到延安商洽有关改编的具体事宜。叶挺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气氛热烈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1938年,叶挺率部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受到蒋介石致电嘉奖。叶挺在新四军中,虽与
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
抗日大局以及
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捕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予以抗议。
叶挺将军被扣押后,严词拒绝了
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婉拒了好友
陈诚劝其前往
缅甸御敌的请求,先后被囚于江西
上饶,湖北
恩施,广西
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他在牢房中书写《
囚歌》以明志:“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的淋漓尽致。
1946年3月4日,经
中共中央多方努力,被囚禁5年之久的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
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
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叶挺自重庆飞返延安,飞机因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
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
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
王若飞、
博古(
秦邦宪)、
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死讯传出后,毛泽东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陈毅作《哭叶军长希夷同志》。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张成。湖北黄陂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见赣粤边红军三年游击战)。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事变后,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3月14日凌晨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杀害。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提要]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以便更有效地斗争。
新四军从损失9000到扩编9万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新四军军部开始重新组建起来了。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 3万余人发展到50万余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刘少奇同志奉中央命令组织中原局,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到达豫皖苏边区,十一月间到达皖东,传达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这个保证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好像适时而来的春风和雨,迅速在江北开创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发展的新气象。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刘少奇(胡服)受命组建华中局(由中原局和华东局合并),统一领导整个华中地区(包括江南)的对敌斗争。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月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 “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新四军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加强了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并根据斗争需要,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成立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等军区以及许多军分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浙江、河南发展迎接战略反攻的部署,第1 师主力渡江南下,与苏南部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会师,成立苏浙军区。第4师主力西征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5师派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开辟了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5师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359旅会师,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
损失9000,整编9万。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发展到31万余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战略力量。
陈毅对新四军建设与
华中敌后抗战的主要贡献
文/ 傅佑全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两大主力之一,她是一支政治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她勇敢地担负起了党所赋予的开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曾威震大江南北,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陈毅同志曾为新四军的创建、发展、壮大和胜利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一)
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是新四军的前身。陈毅为新四军的改编、筹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是新四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陈毅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曾多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拯救革命于垂危之中。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陈毅受命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为保卫苏区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进行了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央主力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疯狂的围攻,进行层层封锁,企图将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森林、荒野之中。陈毅同志在中央分局会议上,建议将领导人分散到各地和部队中去,领导部队与敌人周旋,他拖着伤腿,拄着棍子转移到了仁风山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九路突围,率部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以后又率部转战油山、梅岭、大余、南雄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与敌人斗争,在那里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壮丽诗篇《梅岭三章》,从江西的大余到广东南雄的整个深山僻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极端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保留下来的这支武装力量,就是新四军的前身。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我党和国民党多次谈判与斗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正式宣布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是我党领导的、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陈毅同志曾为新四军的筹建、改编做了大量工作。他遵照党中央联合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多次前往江西的大余、赣州等地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驻军商谈军队改编事宜;发表抗日宣言,积极组织抗日力量。经过多次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激烈斗争,达成协议,先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时,供给伙食、衣被,待改编番号点验之后,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党中央又指示陈毅去南昌,同国民党谈判,进一步解决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正规军问题,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要一致抗日,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人民军队的抗日自由,对共产党一切活动不得限制和释放政治犯等条款。陈毅同志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风尘仆仆,奔走于油山、赣州和南昌之间,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正确地指导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联合与斗争,使新四军的筹建、改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新四军宣布组建之时,红军游击队分布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40个县的崇山峻岭之中。陈毅同志为了尽快使分散的部队集中,冒着危险,深入虎穴,奔走于赣南、赣粤边、湘赣边的红军游击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与国民党十年内战的积怨,奋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耐心地说服动员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接受改编。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被大多数同志接受和理解,他们陆续下山,集中待命。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兼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此后,陈毅同志又率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挑起了东南敌后抗战的重任。
(二)
茅山、苏北、华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陈毅对新四军建设的重大贡献。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坚持持久战,积蓄力量的战略基地,它的开辟、发展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
新四军建立不久,党中央发出指示,向敌后进军,开辟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陈毅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立即派出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后又亲率他领导的第一支队挺进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实现了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陈毅到达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茅山地处宁、镇、芜之间、江南沦陷以前,它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江南沦陷以后,又成了日军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战略要地。陈毅选择了这块战略要地作为新四军的立足点,克服了军内领导层的右倾干扰,战胜了敌顽设置的各种困难,建立起了东南半壁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茅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起点,又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桥头堡,还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跃点。茅山根据地的建立为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基础。1940年 4月陈毅在江南指挥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创造根据地’的破产,宣布了‘由下而上发动抗日民众运动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尾巴主义的破产,宣布了不相信政策,反对组织领导,对工作无信心的机会主义的破产”。
六届六中全会前,由于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新四军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都较缓慢;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右倾路线结束,党中央为了打开华中抗日的新局面,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到皖南新四军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以陈毅同志为正确代表的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多次做项英的工作,要他执行向北发展的中央指示,并与项英的右倾思想作了斗争。陈毅和新四军广大将士一道,克服了重重困难,又渡江北上,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到1940年,新四军建立了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其地域包括苏、皖、鄂、豫、湘五省,总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有8个大战略游击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新四军在华中坚持敌后抗日和新四军度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陈毅同志为这些根据地的建设,曾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作出了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又一次毅然决然地挑起了新四军打破困境的历史重任,他不负党的重托,把新四军建设成南方举足轻重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八年抗战的岁月中,陈毅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结合新四军的任务、江南敌情、地形、社会条件的具体特点,提出了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在《茅山一年江南游击区》一文中说:“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军事行动,集中分散灵活自如,是目前组织战斗的基本方略……。”在战术上,他提出了新四军要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手段,以小胜积大胜,最终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陈毅既运用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又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他领导新四军取得了新丰、卫冈、黄桥等大小战斗数百次的胜利。据统计,1941年1946年,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共16,642次,歼日伪军10万余人,俘日伪军14万余人,争取投诚、反正的2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达17万余件。新四军队伍迅速壮大,刚组建时只有1万零300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成为7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计31万余人。陈毅所率的新四军,是抗战时期威震敌胆的江南铁军,当时的一些外国记者把陈毅比作无敌于欧洲的军事家拿破仑。毛泽东也很赞赏并多次表扬陈毅的军事指挥才能,号召军队指挥干部学习陈毅同志。
陈毅是新四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先后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分会正、副书记、江南总指挥、华中副总指挥、代理军长、军长等职,新四军从筹建到诞生、发展、壮大都与陈毅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建军到作战,从军事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有着特殊的贡献。新四军的抗日功勋名垂青史,陈毅对新四军的贡献也永载史册!在我军建军85周年,新四军诞生75周年之际,研究陈毅同志在领导新四军建军作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及其理论贡献,来激励我们青年一代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献身精神和创业精神,以此树立青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项英同志被害经过
1940年夏秋,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限令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
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转移到了濂坑村附近山上的蜜蜂洞。由于在转移途中遇到大雨,浑身衣服被淋湿,就把衣服脱下来生火烘烤。随身携带的新四军军费黄金、银元放在一边。被副官刘厚总在旁边看见。不料,刘厚总见财起意,到了下半夜,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的项英、周子昆枪杀。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因为曾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警卫员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掩埋在附近。
刘厚总离去后,经过一番周折投奔到国民党太平县党部,随后被送到皖南行署。虽然刘厚总献上金银,多次表明卖身投敌的心迹,但国民党并不信任他。皖南行署将其递解重庆,关进监狱。直到1948年,刘厚总被军统局本部重庆看守所释放。
关于刘厚总的最终下场,目前看法趋于一致。1949年刘厚总去江西新余县的一家盐铺当管账先生,1952年警方识破其身份。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首战蒋家河口
万海峰
1938年,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皖中、皖东开展敌后抗日的方针,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奉命率七、九团及手枪团由湖北七里坪出发,八团3月8日从信阳地区出发,3月14日全支队在皖西流波石童 集结待命。
当时皖东大部分地区已沦入敌手,日寇在沦陷区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普遍怀有“恐日症”,根本不敢在前线与日军交手,这样更使沦陷区的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而日本侵略军则自恃“武运长久”,装备精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日军坂井支队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外,主力继续向合肥方向进攻。巢县守备队经常派出少数日军下乡抢掠。巢县东南5公里的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去掠夺的地区。该地区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利用堤埂设伏,十分有利。高敬亭司令员经过缜密研究,决定以九团侦察队和二营四连在蒋家河口打一个伏击战。
5月11日下午,九团二营设伏分队从银屏山下出发,直插蒋家河口,12日拂晓前完成设伏准备,从正面迎击敌人。四连二排隐蔽在团侦察队后面的小村里作为预备队。四连连长带领一、三排潜伏在河口北侧2公里的小高地下面,随时准备阻击增援之敌。
5月12日8时许,巢县守备队60余人乘两艘汽艇向蒋家河口驶来。船靠岸后,敌人正欲下船登岸之际,二营营长黄仁庭一声令下,密集的火力射向敌船,敌人乱作一团,纷纷中弹倒毙,有的落水淹死。激战20分钟,战斗胜利结束。蒋家河口一战,共毙敌32人,伤敌14人,缴获步枪9支、手枪2支、敌旗1面,我军无伤亡。借蒋家河口战斗胜利之威,挺进皖东敌后的我第四支队东北抗日挺进团趁机扩大战果,夜袭皖东重镇全椒县城,迫使日军仓皇撤退。
蒋家河口战斗现在看来规模较小,但它是新四军建军后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因此意义十分重大。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亲日派的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这一仗的胜利,大大激励了江北人民的抗日激情,增强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信心。蒋家河口战斗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战场遗址也早已旧貌换新颜,但它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难忘的。民族要强盛,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敢于去碰貌似强大的敌人,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这就是蒋家河口战斗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原成都军区政委)
椿树岗伏击战
张本科 张国政
椿树岗,这个在一般地图上不很容易找到的小集镇,座落在六安城东南约25公里处(今属金安区)。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舒城至六安的公路经这里蜿蜒通过。抗战初期,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集镇附近,我新四军第四支队曾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取得了伏击日军汽车65辆(内有5辆全部烧毁),打死日寇40多名,生俘1名的辉煌战果,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有力地鼓舞了皖西人民的抗日信心,在皖西人民的抗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敌人为了进攻武汉,日夜在安合、合六、舒六公路上运输军用物资。当时,我们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正驻守在舒城县境内,经常到安合公路两边偷袭敌人,破坏运输线,以增加敌人供给困难,延缓其进攻武汉的速度。
1938年10月9日,我们七团第一营奉命从舒城西南部的中梅河出发,向六安东南部的舒六公路上椿树岗一带运动,待机打击敌人。
这一天是个阴天,秋风瑟瑟,浓云密布,刚近黄昏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吃罢晚饭就踏上了征程,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了目的地。
地处公路边的椿树岗,备受敌人的糟蹋,房屋早已被焚为灰烬。当我们到达时,看不到一星灯光,听不到一点人声,黑暗中只有几堵断壁残垣还依稀可辨。面对这一片凄凄惨惨荒凉的景象,战士们怒火在心中熊熊地燃烧,热血在胸中急速地奔流。我们要敌人以血来偿还。
我们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公路东有一条长250米左右,深、宽各1米多的干沟,沟东一路慢坡上去有一块高地,是一很好的制高点。营首长就命令二连迅速占领高地,向北警戒,掩护在公路里侧;集上倒塌的土墙埋伏着一连、三连战士。
活该敌人送死。我们刚刚布置就绪,就忽然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再抬头一看,果然发现了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炫目的汽车头灯的亮光。当时,舒六公路路面早已被我们破坏了,一路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敌人的汽车犹如乌龟爬坡,又如醉鬼上山,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地向我们的伏击圈中驶来。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汽车运输队,车厢上没有盖棚布,借助车灯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每辆车上都有十几名押运的士兵。
营首长果断地决定截击敌人车队的尾部,战士们情绪高昂,立即作好了战斗准备,子弹上了膛,刺刀出了鞘,手榴弹拧开了盖,在黑暗中两眼直盯着从面前慢慢爬过的一辆又一辆敌人的军用汽车,恨不得把侵吞我河山、蹂躏我同胞的敌人消灭干净。汽车一辆又一辆过去,指挥员的枪声还没有响,许多战士心急如火,耐着性子静候着战斗命令。当敌人汽车大部开了过去,尾队进入我伏击圈时,叭叭两枪,负责战斗信号的二连指导员张本科的枪终于响了。顷刻间,带着战士仇恨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从公路两边飞向敌人,炸毁了最后5辆汽车,燃起熊熊大火把大地照得通亮。我们看到,有3辆汽车被炸得斜躺在公路上;有1辆翻到了路边的干沟里,马达还在哼哧哼哧地直喘气;还有一辆被炸得翻了身,四个轮子朝天,可还在轱辘辘地转动哩!
5辆汽车上大部分敌兵被我们消灭了,没有被炸死的日寇哇哇乱叫,爬到公路边疯狂向我扫射。
一连的一个战士摔出一颗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一挺机枪,敌人更加慌乱。营首长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战士们象猛虎下山一样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把敌人杀得尸横遍地。被我围困的日寇企图向合肥方向逃窜,但被我压缩到一个水塘边的稻田中歼灭。剩下几名敌兵四处逃窜,有的藏到田坎下,有的钻进涵洞里,有的一头跳进了粪坑内。我们跟踪追击,仅用20分钟就将残敌消灭。
当战斗开始,敌人尾部汽车被炸之时,先过去的敌人妄图调头救援,但由于我二连战士早已占领路东的制高点,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援敌无法靠近,又不知虚实,加之路面狭窄不平,汽车难以调头,不得不仓皇逃窜了。
在打扫战场时,二连副连长吴高升同志突然被一个装死的敌人紧紧抱住,在地上翻滚起来。吴副连长在红军时期作战时失掉了左臂,是个独膀子。他被敌人紧紧抱住不放,急得大声喊叫。张本科听到声音及时赶去,见他正被敌人压在身下,情况十分危急,就举起枪托,狠狠地朝敌人头上砸去,枪托重重地落到敌人左肩上,敌人这才松了手。张本科又手疾眼快,和战士们一起活捉了这个敌人。原来他还是汽车队的小队长呢!
这个日军小队长被俘虏时,很不老实。他先是企图顽抗,后又想要自杀,但均因被我们战士紧紧按住手脚而没有得逞。于是他就耍赖,硬是躺在地上不走。一连连长李文斌同志只好命令战士把他捆在破板上抬走。到达营地后他不吃不喝,十分顽固。这名俘虏在一连看押时,由于张国政学过几句简单的日语,就用不熟练的日语向他宣传新四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似懂非懂地听着,态度开始有所变化。后来,我们发现他粗识几个汉字,就把我们的政策写给他看。一个多星期后,他态度继续好转。当我们把他送交四支队司令部时,他还显得恋恋不舍,连声用日语向我们说“谢谢”。
战斗打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结束后我们迅速打扫战场,扛着、抬着、挑着战利品,乘着夜色,踏着寒露,兴高采烈地转移到距椿树岗五里多路的刘老庄宿营地。撤离时营首长宣布命令,张本科带领一个班在椿树岗东北的一个小高地上掩护。直到午夜以后,我们才看到敌人开来援兵。但敌人不敢远离公路,生怕再遭伏击,胡乱地放了一通枪,沮丧地往汽车上搬运尸体,然后调头开回合肥去了。
第二天敌人又派飞机来侦察,妄图报复,当然发现不了什么蛛丝马迹。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那天我们正在附近的刘老庄上尽情地享受胜利的喜悦,用缴获的高级饼干、美味的牛肉干、香烟、汽水会餐呢!
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最初打的几次胜仗之一,使我军军威大增。椿树岗这个普普通通的集镇,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它记载着人民的胜利和光荣,记载着侵略者的失败和耻辱!
(作者:张本科,原湖南省长沙军分区政委。张国政,原南京航空公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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