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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下的明珠

人杰地灵话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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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下的明珠
­——人杰地灵话金安
 
 
 
 
 
 
 
 
 
 
 
 
 

中共六安市金安区委党史办公室

六安市金安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目     录
 
序…………………………………………………………………… 1
一、六朝古都  皋陶圣地………………………………………… 2
六朝古都…………………………………………………………… 2
皋陶圣地…………………………………………………………… 4
六安王刘庆………………………………………………………… 7
二、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12
明代杰出兽医喻氏兄弟……………………………………………13
民主斗士朱蕴山……………………………………………………15
民主革命勇士刘希平………………………………………………21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高一涵…………………………………………28
矢志不渝心向党胡苏明……………………………………………35
茶叶大师胡浩川……………………………………………………42
三、红色土地 光荣历史……………………………………………46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46
大别山地区武装斗争和鄂豫皖边区红军的主要发源地………  47
红旗插遍冇牛岗…………………………………………………52
安徽抗日重要战场和新四军四支队的后方基地…………………56
椿树岗伏击战………………………………………………………59
水泊塘中歼日寇……………………………………………………63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的重要前进基地…………………68
在秘密战线上:从丁裕茂蛋庄到中共罗管庙(地下)区委……… 71
张家店大捷…………………………………………………………75
六安城头红旗飘……………………………………………………81
四、英雄热土 将军故乡……………………………………………86
六安是革命老区,是全国九大将军县之一………………………86
英年早逝 为党献身——储克盛传略…………………………… 88
中华女英烈——汪孝芝传略………………………………………93
冷眉对顽敌 夫妇双英烈——柯天来、胡传发烈士传略………………98
威武不屈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叶茂林……………………… 104
毕生勤恳为人民——李书全将军传略………………………… 105
知难而进 后世垂范——王海清将军传略………………………112
新时期金安籍将军简介………………………………………… 119
大别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简介…………………………………… 122
张家店战役纪念馆简介………………………………………… 125
五、美丽山川 钟灵毓秀…………………………………………126
人间天河:闻名世界的淠史杭水利工程…………………………126
洞天湖风景区…………………………………………………… 128
皖西大裂谷……………………………………………………… 132
大华山风景区…………………………………………………… 133
东石笋风景区…………………………………………………… 135
丹霞地貌景观:嵩寮岩景观区……………………………………136
明清老街毛坦厂………………………………………………… 138
六、继往开来 科学发展…………………………………………140
金安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40
改革开放 成就辉煌………………………………………………140
迈向新世纪……………………………………………………… 142
安徽金安经济开发区…………………………………………… 143
安徽六安木南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 144
科学发展 富民强区………………………………………………145
十年奋进奏华章………………………………………………… 147
后记………………………………………………………………
 
 
 
 
 
      金安区于1999年12月由原县级六安市撤市设区成立,是六安市主城区,东西与合肥、裕安接壤,南北与舒城、寿县相连,总面积1657平方公里,总人口86.7万,辖22个乡镇街、1个省级开发区。金安区位优越、物产富饶,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新石器时代“上古四圣”之一皋陶的封地,先后发掘出六安王刘庆王墓、大型战国古墓等。“五四”爱国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汪孝芝、储克盛、汪一涵、朱蕴山等一批仁人志士为探索革命真理、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改革开放以来,六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成就辉煌;尤其建区十多年来,金安人民创业拼搏、励精图治,谱写出了绚丽多彩、亮点频现的动人篇章。
在“十二五”发展开局之际,由金安区委党史办公室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编撰的《大别山下的明珠——人杰地灵话金安》一书付梓出版了。该书以存史、资政、育人为宗旨,以尊重史实、精益求精为原则,客观真实地记述了金安的地理风貌、杰出人物、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此书的出版发行,为进一步了解金安、研究金安提供了珍贵资料,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区情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2010年,金安区被纳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为合肥经济圈组团发展的重要部分。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机遇,全力以赴,奋力开创金安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新局面!
 
 
    编    者
                         2011年6月16日
 
 
一、六朝古都 皋陶圣地
 
六朝古都
 
      早在新石器时代,六安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坐落在城市东郊的皋陶墓,记载着4000多年前上古四圣之一、司法鼻祖皋陶与大禹共辅帝舜的历史。《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封皋陶之后于六”,故六安又称“皋城”。夏、商、周时期,六安有英、六蓼、群舒诸方国。春秋战国时期六安属楚国。秦时置六县,属九江郡。汉初六安属衡山国。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取衡山国内六县、安风、安丰等县首字,改衡山国为六安国,取“六地平安”之意,封刘庆为六安王。六安由此得名,历代沿用。东汉废除诸侯国,置六安县,属庐江郡。1291年,元朝置六安州。辛亥革命后恢复六安县,后又改为县级六安市。
六安位于安徽西部,地处江淮之间、大别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进出中原的门户,地控鄂豫皖三省要冲。现在更是纵横于京九陇海线之间、华东中原之上,交通、邮政、通讯等便捷。
这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素有“金六安”之称,一直为皖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烈士的鲜血浸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六安被人们称为“红色的土地”;这里诞生了几支闻名遐迩的红军队伍,六安又被称为“红军的故乡”;这里走出了一批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将军,六安又被誉为“将军的摇篮”。六安的革命历史在安徽和鄂豫皖地区乃至全国的革命历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金安区自1999年12月28日挂牌设立。十多年来,区委、区政府明确“实力增强、财政增长、群众增收,综合实力尽快进入全市第一方阵”的科学定位,坚持调整优化一产,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二产,重点发展骨干企业;加速提升三产,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建区十余年,全区上下,审时度势、真抓实干,奋力开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新辉煌。
 

 
皋陶圣地
 

 
大别山下的明珠                                        六朝古都  皋陶圣地
     皋陶(gáo  yáo),亦作“皐陶”、“皋繇”或“皐繇”,名庭坚,字聩,颛顼帝与邹屠皇后第七个儿子,是山西洪洞县士师村人。《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载:“皋陶,洪洞人,县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庙于崇坡之上,守臣以岁祀焉,制律也。”《洪洞县志》载:“皋陶出生在洪洞县士师村,死后葬村东二里许,村东北建祠。庙墓数千年在焉!祭祀不断。”另有一说皋城(安徽六安)人。因次子仲甄封六,因而被尊为古六安国始祖,偃姓。春秋时期的英、六等国是皋陶的后人。

      相传,皋陶青脸鸟嘴,铁面无私。他有一只獬豸(又称直辨兽,独角兽),能知道谁是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遇到疑难时,就牵来獬豸。獬豸能用角指向无理或有罪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在掌管司法时,“皋陶造狱,划地为牢”。“划地为牢”成为最初监管犯罪之人的囚禁场所,从此有了监狱。因此,皋陶又被称为狱神。皋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皋陶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禹看后觉得可行,即命实施。
      皋陶生活在公元前(大约前2280一2170年)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当时在晋南一带的尧、舜、禹等部落结成强大的联盟,形成了华夏诸国的核心,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皋陶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君主,成为我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据《春秋·元命里》载:“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为士师。”《虞书·尚书》载:“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皋陶是舜、禹时期的士、士师、大理官,即司法长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司法鼻祖”。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法治”、“德治”思想,与今天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皋陶辅佐夏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与尧、舜、禹同被尊称为“上古四圣”。皋陶因为协助大禹治水和管理刑法功绩突出而曾被大禹选定为继承人,“且授政”(处理政务)。但皋陶先于禹而亡故,未继位(民间传说皋陶活了106岁)。禹便把英、六一带封给其后裔。
      古籍载皋陶有三子。长伯翳(伯益)能驯鸟兽,事虞、食于赢;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六安);次封偃,(山东曲阜西)偃后俱食子楚。皋陶卒后其长子伯翳封于赢秦,秦始皇赢政乃皋陶长子之后。皋陶之后伯益原是舜的畜马官,因养马有功被赐于“赢”姓。周孝王时,伯益之后又营养牲口被封“秦邑”,号称“秦赢”,伯益后裔造父,周缪王时“造父取骥之乘匹献缪王,王使造父御,攻徐偃王,破之。仍赐造父以赵城(山西洪洞县赵城镇),由此为赵氏,古造父之邑,赵姓始祖。次子,事夏,后封于六安。而英、六等姓为皋陶少子后,偃姓后逐渐迁于楚。”舒、徐、阮、江、黄、叶等姓均为皋陶后裔。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皋陶为荣,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
皋陶死后葬在六地(安徽六安市),世人又称古皋陶墓为公琴。皋陶墓位于六安城东7.5公里路北处,其东北35米处为皋陶祠旧址。《史记·索隐》载:“六安国六安,咎后偃姓所封国”,故六安有皋城之称。皋陶墓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高6.2米,墓顶平面直径4米,有黄连木一棵,形同华盖。墓前有清同治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古皋陶墓”碑刻一块,碑高1.82米、宽0.92米。1981年,皋陶被命名为六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入《中国名胜大辞典》。

 
六安王刘庆
 
      2006年初,安徽省考古队在合(肥)武(汉)高速铁路工程沿线例行考古勘探,行至双墩村时,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双墩古墓”。考古人员对南向的一号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座深达11米、总量3万立方米的封土被揭开,露出墓室。考古队发现大量青铜器、木俑、漆器、车马件等。后经初步考定,这里就是西汉后期第一代六安王刘庆的家族墓葬群。“六安王墓”位于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村境内。
刘庆缘何成为第一代六安王
      西汉建国以来,淮南地区叛乱不停。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公元前174年,刘长叛乱;公元前122年,刘安又一次叛乱。因此,叛乱平息之后,如何保证“六地平安,永不反叛”,成为汉武帝刘彻思考的重中之重。他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将淮南王所辖领土一分为三:在淠河、巢湖以西设庐江郡,以东设九江郡,同时划出六,还有安丰、蓼、安风、阳泉(四县均在霍邱境内)这5个县,设立了一个六安王国。
      刘庆的父亲刘寄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弟,同时刘寄母亲与刘彻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刘寄与刘彻也是姨表兄弟。刘彻从胶东王位上被立太子后,刘寄即替补为胶东王。在淮南王谋反案中,刘寄暗中准备了兵车箭簇,也有叛乱的嫌疑。但因为刘寄的特殊身份,在他病逝后,汉武帝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先后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20年,封刘寄最宠爱的次子刘庆为六安王,封刘寄长子刘贤为胶东王。
汉武帝此举可谓良苦用心。按常规,诸侯王庶子如刘庆,能封得侯爵就很不错了。如今能得到王爵,他自然会对刘彻感激不尽,也就竭力保证六地平安、永不反叛。刘寄长子刘贤本不受宠,正担心父王废长立幼,如今却蒙圣恩继承爵位,自然也对汉武帝感恩戴德。
墓的变化折射诸侯王权削弱
      与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墓相比,刘庆墓的地宫面积和出土的兵马俑数量均大幅“缩水”。以徐州的楚王戊墓为例,楚王墓地宫面积约850平方米,而刘庆墓的木质地宫仅数十平方米;楚王墓有大型兵马俑坑、陶制立俑和跽坐俑4000多个,而刘庆墓仅有三个规模不大的车马坑、文士俑和侍者俑500个、木雕武士俑仅一座。另外,楚王墓出土“食官监丞之印”等铜印三枚,而刘庆墓无铜印出土,仅封泥三块,且已无“监”这个政府机构名称。
      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它们起因于汉武帝在平息叛乱后采取的一系列解除诸侯王权的举措:颁布《左官律》,规定凡王国官吏比中央同等职官低一级;颁布《推恩令》,允许同姓王将领地分封给子弟,分化王权;严禁诸侯王之间及与地方官吏来往;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等等。
而刘庆墓的变化则反映出这些举措已经生效了。淮南王刘安叛乱被平定之后,诸侯王国已经等同于郡县;西汉后期的诸侯王国已不再掌握政权、军权与经济权,只能享受政府划拨领地的租税。因此,墓地变小、兵马俑数量缩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独一无二的栗木“黄肠题凑”
      在发掘中,刘庆墓独一无二的栗木“黄肠题凑”木椁结构备受关注,轰动全国。
据记载,天子和大夫墓除了四层棺木外,外面还制作一套外椁。夏朝之后,木椁结构越来越讲究。西周开始垒土成坟,春秋时期出现“题凑”。“题”就是木枋的端部,“凑”就是端部对齐码放,“题凑”意即以木枋按照一定制式整齐码成的木质地宫。用枫、豫章等木料都可以,而以“黄肠”为特征的“黄肠题凑”第一次出现于文献《汉书·霍光传》。霍光劳苦功高,他死后,宣帝赐“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黄肠”指用柏木做成的木枋,柏树的木心是黄色的,所以柏木题凑叫做“黄肠题凑”。
      死于公元前83年的刘庆享用的却是栗木“黄肠题凑”。一方面,它体现了皖西地方特征:柏木生长迟缓,大别山中很少见到可以砍削成粗大木枋的柏木,而黄栗树却漫山遍野。另一方面,在汉武帝巡狩南岳后,“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以黄色为最高贵的颜色,皇帝穿黑袍也穿黄袍,六安王刘庆墓中的“题凑”划一为“黄肠”则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
从墓看朱红正统地位的确立
      在汉文化成型期,除黄色成为最受崇尚的颜色外,另一标志性信息就是朱红(今称“中国红”)正统地位的确立,它的起源与皖西古代文化有关,在刘庆墓中也有体现。
朱红,渗透到楚人社会的各个方面,皖西在春秋中后期之后成为晚楚文化的重要地区。据《墨子》记载,楚庄王喜欢穿红色的大袖袍服。据《国语》记载,楚灵王建章华台,殿堂内的楹柱都漆成朱红色。这两人与皖西都有很深的关系,其中,楚灵王曾在皖西活动过较长一段时间。楚文化以其强势融入汉文化中,大大强化了尚红的观念。
      刘庆墓“黄肠题凑”坐西向东就体现了楚人对太阳的崇拜。其墓中棺椁内壁也漆成红色,陪葬坑内还有红色彩绘遗迹,红色可初步判定为该墓的主色调。战国时,学者开始把华夏民族生活的地区叫“赤县神州”。这一概念的出现,表现出汉民族共同心理表现之一即对朱红的崇拜的形成。
其实,朱红的正统地位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显现,但那时国家没统一,汉民族还没成形,汉文化还未成型。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文化才基本成型,六安王刘庆墓棺木及彩绘的主色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红色已经从地方崇尚的色调发展为全民族统一的崇尚。
铜镜布局背后的“天人合一”
      铜镜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一种梳妆用具,还是一种沟通天人关系及仙凡关系的工具。而刘庆墓中发现铜镜十余面,除一面较大外,其余都是直径6厘米左右的小镜,它们的布局也反映了当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刘庆墓中出土的铜镜较小,没有铭文,图案也很简单,放置于内棺棺盖之上,考古工作者拍摄下部分铜镜的原始排列情况:惟一一面较大的铜镜居中,四方排列着4面较小的铜镜。《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居中的这面大镜象征北辰(即北斗星),这种排列体现出古代“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的世界观。楚人将楚地最高神与源于中原的“北辰星”合一,刘庆内棺盖上的这种排列,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楚文化融入汉文化的历史。
这些铜镜背面的钮均被砸掉,这与西汉“以孝治国”的理念有关。据后世学者解释,枭是恶鸟,长大后吃掉自己母亲;破镜是逆兽,长大后吃掉自己的父亲。当年皇帝痛恨这两种坏东西,命令凡祭祀都要用枭和破镜。但破镜是什么东西,谁也没见过,也说不清楚。刘庆受封于公元前121年、死于公元前83年,这38年正是破镜与枭的神话炒得火热之时,刘庆为了响应汉武帝“以孝治国”的圣意,表明忠诚,必须找个方式以“破镜”殉葬。而镜钮被砸去,就具体体现了当时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

 
二、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金安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除了上古时期的皋陶后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古代文明之外,明代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兄弟,潜心钻研兽医学,著有《元亨疗马集》,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受人珍视的兽医学宝典。在近代,更是涌现出一批反帝反封建、投身民主革命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如:民主斗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蕴山;老同盟会员、民主革命的勇士刘希平;曾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一涵;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六安特区委书记,后遇挫折,仍矢志不渝一心向党的胡苏明;中国现代茶叶奠基人之一的茶叶大师胡浩川等,他们灿若明星,泽耀后人。

大别山下的明珠                                        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明代杰出兽医:喻氏兄弟
 
      喻本元、喻本亨兄弟是明代杰出的两位兽医。兄名喻仁,字本元,号曲川;弟名喻杰,字本亨,号月川,系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十六世纪)六安州(今金安区)人。他们自幼学习兽医,并一直在家乡一带行医,由于医术高超,对治疗马、牛的病症有“针砭治疗,应手而痊”的美誉。喻氏兄弟完成的巨著《元亨疗马集》,约开始写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完成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历经六十余载。在编著过程中,曾博览古籍达四十余种,并融汇了自己的心得和经验,且有同代兽医参加整理和校阅工作,其中有据可查的就有袁希濂(东溪)等人。
在我国兽医古籍中,《元亨疗马集》是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受人珍视的兽医学宝典,直到现在仍为民间兽医所推崇。因此,后人改编或辗转翻印者,为数颇多。现在版本虽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丁宾序本、许锵序本、郭怀西注释本,以及今人的重编校正本四种类型。现已查明,丁宾作序的明代版本(简称丁序本)是《元亨疗马集》的原本,书分春、夏、秋、冬四卷,附牛经、驼经。许锵序本是1736年经清代李玉书重新改编的《元亨疗马集》、由许锵作序的一种版本(简称许序本),取名曰《牛马驼经全集》,是现流传最广的版本。郭怀西注释本是由清代兽医郭怀西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根据上述二种版本,重点加以注释而成,定名为《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简称《大全集》)。重编校正本,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组织有关人员,根据丁序与许序二种版本编校而成,全名为《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大别山下的明珠                                        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元亨疗马集》是一部理、法、方、药、针灸俱备的传统兽医学术代表作,其学术思想体系是以阴阳五行学奠其基,以脏腑经络学说论其理,以入证为纲辨其证,外感内伤学说言其因,以望、闻、问、切为诊法而构成。该书无论在理论、方药、针灸或手术等方面,较以前古著中的论述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充实,如手术方面,书中所述“凿脑开喉,取浑睛、割骨眼、开剖腹”;“凡割牛割马,凿脑开喉,打鼻穿卷,彻血行针,割瘿瘤,取槽结……”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斗士朱蕴山
韩  梅
 
      中国现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资深革命家、民主斗士朱蕴山生长于晚清时代。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 略,使他自幼萌发了反帝救国的思想。1906年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随后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漫漫95年人生旅程中,他多少次身处波涛汹涌的革命激流,多少次面对血雨腥风的威胁考验,为了民族独立解放,为了祖国繁荣富强,为了人民幸福安康,他始终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与刺杀恩铭  被捕陪斩
      朱蕴山,1887年11月诞生于六安城以南约40公里处一个叫嵩嶚岩的山村(今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境内)。朱蕴山的父亲早年曾参加大平军,晚年时常用太平军的事迹和自己的经历教育朱蕴山,使他深受英雄豪杰、民族志士精神的熏陶。
      1906年,朱蕴山赴安庆,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因年轻精干、思想激进,深得当时担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的徐锡麟的赏识。不久徐锡麟介绍朱蕴山加入了光复会。1907年7月,安徽巡抚恩铭来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徐锡麟趁恩铭开册点名准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之际,拔出双枪,向恩铭连开数枪,恩铭被随从背回衙门后毙命。徐锡麟带领学生队伍进占安庆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五小时后,因寡不敌众,徐锡麟、朱蕴山等20多人被捕。

大别山下的明珠                                        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次日清晨,徐锡麟被带到安庆北门外城墙根刑场,朱蕴山等人也被押赴刑场陪斩。朱蕴山亲眼看到徐锡麟高呼口号,从容赴死,受到强烈的震动,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完成烈士未尽的事业。恩铭被击毙震惊了全国,安庆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前夕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重大历史事件。朱蕴山通过刑场陪斩,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造就了他日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百折不回、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

参加讨袁运动  筹建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07年9月,朱蕴山被逐回家乡六安。1908年,朱蕴山重返安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此逐渐由反满革命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蕴山回六安、舒城、霍山一带宣传革命,招募青年参加革命军。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被袁世凯窃取,1912年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秋朱蕴山离开六安,同年10月到达北京。在京期间,他耳闻目睹了袁世凯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官场黑暗,愤懑中返回安徽。1916年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朱蕴山等在安徽积极响应,并密谋在安庆组织武装起义反袁,因消息走漏,朱蕴山不幸被捕。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仅做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出狱后被押送回原籍六安。
      1917年6月,朱蕴山和安徽文化界著名人士刘希平来到上海,联络在沪同乡好友。9月朱蕴山赴北京访问陈独秀、胡适以及国会议员常恒芳等人,向他们畅谈反对军阀、开办学校的计划和设想。11月初,朱蕴山回到芜湖,并和刘希平赴安庆,会见安徽法专校长光明甫等人。大家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筹建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以扩大改革教育的影响。
      1918年初,朱蕴山在六安多方活动,得到六安县长李铭楚的支持,筹措了5000元开办经费,以六安北街赓阳书院旧址办校。1919年夏,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正式开学,沈子修任校长,朱蕴山担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1920年,朱蕴山等在“三农”组建“中国革命小组”,开办平民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活动。“三农”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骨干,朱蕴山在这段时间里为传播文化知识,撒播革命种子,培养革命骨干,作出了贡献。
探索民主救国道路  参加南昌起义
      1923年12月,朱蕴山赴上海,先后拜访了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通过与他们交谈和探讨,朱蕴山逐步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是谋求民主救国的唯一道路。朱蕴山积极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朱蕴山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受陈独秀的委派,9月,朱蕴山回到安庆,着手做发动和团结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同年冬,经薛卓汉、高语罕介绍,由陈延年批准,朱蕴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任命朱蕴山、光明甫等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决定,并指定朱蕴山为召集人。朱蕴山旋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于2月在安庆成立。在蒋介石的指使下,1927年3月,安庆青红帮党羽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筹备处。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背叛革命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朱蕴山的极大愤慨,他随即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遭到通缉。

大别山下的明珠                                        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同年7月底,朱蕴山来到南昌,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并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工作。随后朱蕴山赴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此时,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在中共党内抬头,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损失,朱蕴山在痛苦、彷徨中离开了共产党组织。尽管如此,1928至1934年朱蕴山在上海一直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时常和共产党将领许继慎在国民党元老和各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1930年朱蕴山一次就资助许继慎一万元,供他赴鄂豫皖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发展红军。

推动国共合作  投身抗日救亡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朱蕴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日。1934年7月,朱蕴山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接受组织委派,赴天津担任其北方组织——“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
1936至1937年受中共委托,朱蕴山三赴太原,其中1937年6月第三次赴太原时,偕同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密函,秘密会见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事宜,为这一地区的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朱蕴山三上太原的活动,推动了阎锡山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有效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朱蕴山赶往徐州,说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建议组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1938年2月,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在六安成立,朱蕴山任总务部长。省动委会成为抗战初期安徽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朱蕴山在主持动委会期间依靠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5月赴重庆。1939至1944年,朱蕴山在西南多省积极活动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推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中共的建议下,他团结各民主党派,积极进行民主活动,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并和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联合会”。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朱蕴山任民盟中央常委。
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参加新政协
      1946年,朱蕴山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赴上海与李济深一起着手筹备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经过紧张的筹备,由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等共同发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朱蕴山任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开决裂。1948年冬,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分批进入解放区,共商国事,做好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1949年1月,朱蕴山、李济深等21人冲破各种势力的重重包围,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22日,朱蕴山、李济深等55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9月朱蕴山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1981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民主革命勇士刘希平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刘希平,本名兰芗,字畹蘅,别号希平。清同治十二年(1873),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东南乡的施家桥(今金安区施桥镇)。1906年他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拥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他以“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办学始”的思想和主张,积极创办学校,致力教育事业,培养革命青年,直至以身殉学。
青年壮志  忧国忧民
      刘希平幼读私塾,聪敏过人。与乡邻朱蕴山先生结为好友。1906年刘希平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毕业后,入明治大学学习法政经济,1911年期满毕业,得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日子里,刘希平有幸结识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时常聆听他们的教诲,并加入了同盟会。他一面刻苦读书求知,一面积极宣传革命,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舆论准备工作。
1912年,刘希平回到了阔别五载的家乡。朱蕴山先生特作诗一首,以示迎接:
三代通家尊义气,五年去国感支离。
回思狐鼠纵横日,喜见乾坤翻转时。
跃马黄龙期不远,枕戈淮海应毋迟。
甲申遗恨今犹在,天宇重光大有为。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朱蕴山对刘希平寄予了厚望。刘希平刚刚回到六安老家,朱蕴山便派专人约他到县城共商北伐大计。
民国肇兴,国民政府拟委刘希平为安徽省司法筹备处处长、高等检察厅厅长等职,他均坚辞不就,说:“吾矢志教育,功名利禄非所愿也。”他与光明甫、光宣甫、谢家声、洪子翊、程滨遗等人,筹建安徽江淮大学。是年6月,江淮大学建成开学,分文、法两院,学生千余人,以安庆姚家口法政学堂旧址为校舍,校长先后推邓绳侯、光明甫担任,刘希平为教授兼教育长。
1913年,柏文蔚奉孙中山之命,举旗起义,兴师讨袁。刘希平和光明甫等亦奔走呼号,奋起响应,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不久事败,被迫流亡上海,住在上海静安寺民厚里。在沪期间,虽属“躲风避雨”,但却斗志未消,他还常与卢仲农、王肖山、高语罕等商量推翻军阀倪嗣冲的计划,决心继续同军阀斗争到底。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初探教育革新
      1917年,刘希平应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潘光祖(佩仙)校长的聘请,来到芜湖任教,教授国文及修身课。后任校长,与学监高语罕极力推行新学。芜湖地处中江,是个通商口岸。辛亥革命前后,安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以这里为策源地。他到芜湖不久,最早接触的便是陈仲甫、李光炯、高语罕(雨寒)等人。
      刘希平在芜湖五中期间,首创学校“财务公开”、“校务公议”两大原则。学校成立“财务审查小组”,由教职工和学生代表参加,定期审查帐目,并且张榜公布。学校还成立了学生会,会长和委员都是由全体同学民主选举的。他们经常列席校务会议,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商量和研究。刘希平在革新教育方面,不仅倡导校务民主化,而且主张学校社会化,面向社会,面向农工,反对教师教死书,反对学生死读书,竭力鼓励学生到社会上去,到人民大众中去。刘希平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其革新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1917年,刘希平和朱蕴山、沈子修等在六安筹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为皖西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
迎接五四风暴  经受斗争锻炼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芜湖,刘希平与芜湖进步教师首先响应,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芜湖市教职员联合会。领导了5月7日全市的罢课和游行示威运动,并发表宣言、通电北京,与京沪学生运动相呼应。斗争初期,芜湖的反动当局曾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和捣乱游行队伍,殴打游行学生,接着又派出军警,重点包围了五中等学校,断绝内外交通,威胁广大师生。但五中师生不畏强暴,英勇斗争。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芜湖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在安徽人民的斗争史上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刘希平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五四运动在安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旧礼教!”、“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的战斗口号。当时,刘希平、高语罕等进步教师向广大的青年学生乃至民众介绍各种新思想,宣传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在芜湖广为流传。1919年,芜湖《皖江日报》开辟了《皖江新潮》副刊,主要内容就是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刘希平和钱杏邮、李克农、高语罕、蒋光慈等都是这个副刊的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对于五四时期芜湖的学生爱国运动起了先导的作用(1921年春被督军张文生勒令停刊)。1920年7月,刘希平和李光炯、光明甫、朱蕴山在安庆创办《评议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评议安徽时政,抨击军阀统治,对于安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创办义务学校  联合工农民众
      1919年11月,刘希平、高语罕自筹资金,创办了两所商业夜校,并得到芜湖电灯公司经理吴兴周的热情赞助,主要是招收各家商号的学徒入学,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技能。教材由授课老师自选自编,分别由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时绍武、李宗邺等老师义务授课。夜校创办不久,引起了省内外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为了满足青年的求学愿望,刘希平、高语罕等决定添招一班校外生,以函授的方式进行教学。
      1920年下半年,在创办商业夜校的同时,刘希平、高语罕又联络王肖山、汪孟邹等人,在芜湖赭山脚下观音松一带,创办了一所工读学校,设有制造、手工、木工等科目,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做工。全校有100多名学生,大都是无钱读书的贫苦工农子弟。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革命者,其中包括后来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曹渊、薛卓汉和吕惠生等人。
除了上述两所商业夜校和工读学校,以及稍后刘希平筹办的工业学校(一说职业学校)之外,刘希平、高语罕还发动和指导学生自己筹款办义务学校。芜湖五中的学生剧团以义演的方式进行筹款,在西花园创办了第一所义务学校。在义务学校任教的“都是学生里头比较好一点的,象吴葆萼、胡苏明、蒋光慈等,大家轮流去教课”。到义务学校来学习的,大都是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工人子女。
在兴办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刘希平不仅注意向学生们传授文化和科学知识,更注意向学生们传播进步的思想。他和其他几位老师,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和工人谈心、交朋友,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工人、店员、学徒的觉悟。”他和高语罕等创办的芜湖早期义务教育,以其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吸引着许多有志青年,促进了五四运动后广大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反军阀、反贿选的中坚
      1921年6月2日,安庆各校教职员和学生向省议会请愿,要求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当局克扣和侵吞教育经费。军阀马联甲、倪道烺和官僚赵继椿却派大批军警包围请愿队伍,并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议会门前,一时腥风血雨,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消息传到芜湖,刘希平、光明甫等人挺身而出,组织了全省“六二惨案后援会”,召开了万人讨倪、马大会,声讨军阀,并向法庭提出了起诉。“后援会”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安徽当局在各界的抗争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6月22日答应将教育经费由92万元增加到150余万元,并迫使省长聂宪藩答应抚恤死者家属及受伤学生。
      同年秋天,军阀倪道烺出资300万元贿选第三届省议会议员,企图攫取“民选”省长。这次贿选更激起了安徽人民对军阀的憎恨。以刘希平、光明甫等为骨干的“六二惨案后援会”和省学联组织了“选举澄清团”,以各种形式揭露贿选丑态,向大理院控告倪、马非法贿选罪行,掀起了一场反军阀、反贿选的群众运动。斗争取得很大的成效,最后大理院也只好判决此番选举无效,已经选出的议员,宣布全部无效。这在中国还是一大“创举”。
      1923年10月5日,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收买议员(时称猪仔议员),贿选“大总统”,并准备在10月10日就职。消息传来,安徽各界人民异常愤怒。以刘希平等为骨干的芜湖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会议,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并积极与各界联系,商讨一致行动。10月10日上午,数千名教师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愤怒的师生将吕、彭两个“猪仔议员”住宅内的器具、门窗打得稀烂。这一着吓坏了“猪仔议员”,也给了军阀们一个严重的警告。在此次行动中,刘希平身先士卒,身临其阵,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以身作则  以诚化人
      刘希平始终站在安徽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带头摇旗呐喊,领先冲锋陷阵。在教育事业上,刘希平更是孜孜不倦、躬耕力行,呕心沥血地教育青年、培育人才。当时的芜湖五中,无论是校风学风或是教育质量,均为全省之冠。这些应归功于刘希平带领和倡导的“以身作则,以诚化人,循循善诱,备极认真”的为师者一代新风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刘希平任校长期间,五中学生考入大学几乎过半,而且大都考入北大、北工、金陵和东南等全国名牌大学,有的还去苏联、日本留学。在刘希平先生的影响和教育下,五中的同学们在政治上大都走上了进步的道路,蒋光慈、祖茂林(祖晨)、台贻谷、王文(王肖山之子)、石原皋、张怀璋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刘希平生活简朴,自奉甚俭。在遇到需要救济的师生时,他却倾囊倒箧,从不吝惜。他有两件半新的羊皮长袍,经常拿去典当,以扶危济困于他人。如在二农读书的胡浩川,因反对二农校长而被开除学籍,刘希平立即典当了羊皮袍为其筹措经费,介绍他到屯溪茶叶学校学习。后来胡浩川成了我国著名的茶叶专家,这与刘希平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再如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庆成道,当初也是在刘希平的直接帮助下,由中学到唐山路矿学校,后来到美国留学,荣获博士学位以归等等。“人人只知其如此慷慨,而不知其百日有九十日之穷困”,这是刘希平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又一真实写照。
以身殉学  虽死犹生
      1923年,军阀马联甲当上了安徽省省长。他素恨刘希平,知道安徽几次大的反军阀行动都是刘希平参与策动的,所以一上台就先撤销了刘希平五中校长之职,继而下令通缉。刘希平遂去南京另辟教学途径。1924年春,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在南京创办了新民中学,自任校长。为了宣传革命和创办学校,刘希平在他自日本回国的10余年中,竟将祖籍田产和日用衣物变卖殆尽。斗争的艰苦和经济的窘迫,使他积劳成疾,病重返芜湖住院治疗。8月17日,刘希平终因药石不济而溘然长逝。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校务,唯语:“方寸乱矣,奈校事何!”卒以身殉学,享年52岁。
刘希平先生一生舍己助人、恪守清贫,死后无钱安葬,灵柩长期厝于芜湖法华庵。1929年春,由其生前好友和学生捐资,将其葬于芜湖赭山之巅,同乡高一涵为其撰书墓碑。1932年,他的学生在墓侧建“爱晚亭”以示纪念,取刘希平先生爱护晚辈、培育人才之意。亭柱悬有卢仲农所撰楹联:“朝霞霏微衰草泣,秋风摇落故人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一涵
瞿  超
 
      高一涵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他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自己的才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学者,他在我国的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诗文也有相当造诣。
高一涵一生曲折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高昂,他所走过的道路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青年时代
      高一涵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六安市金安区人,1885年2月出生在南官亭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1912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13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系就读。
1916年春,高一涵认识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此时李大钊正同我国留日学生中的优秀青年秘密组织了一个“神州学会”,集合同志,组织力量,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因高一涵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反袁文章,李大钊看过这些文章,便前来访晤,约高一涵与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反袁斗争。高一涵便参加了神州学会。他们相谈颇为投机。《二十一条》签订后,举国愤怒,中国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高一涵被留日学生总会推举为该会编辑委员会主任,而这时李大钊也被推为该会文牍干事,一起负责编辑机关刊物《民彝》杂志,因而时相过从,逐渐熟悉起来。这对高一涵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别山下的明珠                                        星光灿烂  人才辈出
传播民主与科学

1916年7月,高一涵从明治大学毕业后返回祖国。李大钊已于6月底先期回到上海。北洋政府要员汤化龙为网罗留日学生,请李大钊到北京去创办《晨钟报》。李大钊接受这个任务后,邀请高一涵一起到北京去办《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办。李大钊任总编辑,主持工作,高一涵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晨钟报》一开始就主张发动民主力量,反对大小军阀的旧势力,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倡议社会主义,并参加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这些思想、主张和行动为汤化龙所不容和阻挠。不到两个月,李大钊、高一涵被迫辞职,一起退出了《晨钟报》社。
1918年,经陈独秀介绍,高一涵受聘于北大,在北大编译委员会任职,并兼任北京中国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研究政治理论、讲授政治学及政治思想史。后来,李大钊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高一涵参加了该会并经常发表演讲,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深受会员们的欢迎。因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高一涵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1915年《新青年》发行始,至1921年第9卷第1号,高一涵先后撰写了26篇文章,主要论述政治、哲学、法律等问题。如《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乐利主义与人生》、《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老子的政治哲学》、《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自由论》、《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等。在这些文章中,高一涵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比较、评议评说,目的在于“以政理启政例”,以改造国家;抨击了北洋政府与军阀政客瓜分政权而置人民的福利、国家的根本问题于不顾的丑恶行径,认为现在的革命就是要打倒军阀,使全体国民享福。高一涵对青年人寄予了厚望,号召青年要“练志、练胆、练识”,告诫青年对于国家命运,“第一,戒在抱悲观;第二,戒在图自了”,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尽责尽力,奋斗不已。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新杂志《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刊物。高一涵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每周评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宣传,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学生高举革命火炬,冲锋陷阵在前。高一涵置身这场浩大的洪流中,欢欣鼓舞,精神振奋。6月10日,高一涵与陈独秀等人不顾危险,又到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新世界等处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
192O年9月,高一涵参加了新青年社。1922年4月,高一涵与北京各界人士200余人共同发起非宗教运动。该运动的发起词列举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揭露了“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非宗教运动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响应。1922年5月1O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成立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并在许多大中城市设立了分会。
1922年北方发生直奉战争,直系获胜,宣布恢复旧国会准备制宪,以抵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必要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高一涵与北京各界人士于8月15日在湖南会馆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作为该同盟的一项重大活动,高一涵撰写文章,列举了《治安警察法》对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的,是“民国”不应该有的,要求废止该法。大同盟还参与劳动立法运动、声援二七大罢工等。这个组织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被迫停止活动。
投身革命浪潮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在参加国民党一大回来后,对高一涵说:“现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了,国民党的纲领也改进了,我愿国民党中多一个朋友,不愿国民党中多一个敌人,因此,我劝你加入国民党。”在李大钊的劝说和介绍下,高一涵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在同年参加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并成为《现代评论》杂志的经常撰稿者之一。
高一涵投身伟大的爱国运动中的同时,还继续研究政治理论,著书立说。1924-1926年间,他先后撰写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专著,其中《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书被北京大学列为第八套教学参考丛书。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各级党政组织亟待建立,急需大批人才。经李大钊推荐,高一涵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由北京经上海时,通过高语罕的介绍,高一涵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名誉”党员。据说,陈独秀曾讲过,按高一涵的气质,当个名誉党员比较合适。
1927年1月,高一涵到达武汉。在章伯钧介绍下,高一涵到中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宣传科代科长、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3月随安徽省党部迁到安庆。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此时的高一涵,义愤填膺,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及北伐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讨伐蒋介石的反动罪行,号召人民团结一致,继续完成国民革命大业。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高一涵迁往上海避难,从此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系。9月,高一涵执教于上海政法大学,并任政治系主任。蔡元培先生任中国公学董事长后,高一涵应邀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在这段时间里,高一涵潜心研究政治学,著有《政治学纲要》,1930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在蒋管区的岁月
1931年2月,经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名,高一涵担任了监察委员,并经于右任、王陆一介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1935年4月,高一涵调往两湖地区,担任监察院两湖监察区监察使。1938年6月底,两湖监察使署从武昌撤退到湘西的芷江。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惊慌失措,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焚长沙。大火自11月13日凌晨燃起,整整烧了两天两夜,长沙城十之八九被焚毁,居民被烧死3000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其时日军距长沙尚远,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为了推卸罪责,命令高一涵调查起火的原因和真相,并要“追究起火责任”,“立即具报,听候核办”。
高一涵于11月2O日前后从芷江动身,星夜兼程前往长沙。沿途所见,一片凄惨景象:“江村劫后无鸡犬,野寺尘封见狉獌。宅第都随烽火尽,只余斜月向人脔。”到长沙后,高一涵立即到处去调查这次大火的真相,但普通百姓说不出放火时的真实情况,而深知内幕的高级官员则遮遮掩掩,这使高一涵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只得发出“他们那时对蒋介石是何等忠诚”的感叹。后来,高一涵关于此次事件呈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40年11月20日,高一涵调至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署,担任特派监察使。任职期间,定期视察各地政治形势及其他重要事项。视察过程中,国民党各级政府的腐败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心底渐渐萌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1946年11月,高一涵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即伪国民大会)的代表,参与了这次会议,成为他生命途程中的一个曲折。1947年3月,在于右任的安排下,高一涵再度赴两湖监察署任监察使。同年4月,高一涵被派为粮食部湘鄂区征粮督导团主任委员。1948年7月,为生活计,在于右任的安排下,高一涵回到南京,任监察院专门委员,起草及审查有关法令草案。1949年4月,高一涵被任命为考试院考试委员,因临近解放,未去赴任。
欣逢盛世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垮台。高一涵并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留在南京,迎接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南京解放以后,南京市军委会文教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高一涵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为我国法学学科的建设献计出力。1949年6月,经民盟中央委员周新民介绍,高一涵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1年5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提名,高一涵任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7月,任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调任江苏省政府参事。1955年,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1956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兼组织部长。同年,在江苏省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高一涵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高一涵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所鼓舞。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不但把祖国垂危的命运挽救过来,而且正在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他60多年中所梦想不到的事情,他表示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知识和力量,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还经常参加省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为江苏省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高一涵连任第三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还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八旬的高一涵被错误指名批判,l968年4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1978年,江苏省政协、民盟江苏省委联合为高一涵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恢复其名誉。

 
矢志不渝心向党的胡苏明
 
胡苏明(1897—1980),学名胡本树,胡澍,祖居六安县张家店胡家大湾。其幼年念私塾,1914年在六安第二高小读书,毕业后与三兄胡浩川至安庆求学,考取安庆六邑中学,成绩甚好,曾获学校奖励。同时由于当时进步书刊在校传播,他与同学蒋光慈等热爱阅读进步刊物,因而觉悟不断提高。他由于积极反对学校当局克扣、贪污学生伙食费用,参与算帐和组织罢课,因此遭到学校开除。1917年2月,胡苏明由安庆前往芜湖,考取了芜湖第五中学,成绩优秀,受到进步教师刘希平的钟爱和帮助,学习经费发生困难时,刘希平老师曾典当皮袄相助。
接受新思想  从事学生运动
芜湖当时是安徽的一个重要商埠,城市繁荣,学校亦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多在文化教育机关工作,芜湖五中有芜湖的北大之称,很有名望。教师刘希平、高语罕和《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工商日报》主笔张九皋等也都倾向民主,陈独秀、房秩五等所办的《安庆俗话报》印刷宣传品,上海亚东书局芜湖分店经常出售新书,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等,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对知识青年的启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安庆和芜湖后,五中学生群情激愤,一致声援,并推选了胡灏(繁昌人)、胡苏明(胡澍)为代表到各校联系,采取统一行动。由五中起草宣言、通电、口号、请愿书等,至7日上午,各校学生2000多人上街游行,高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一切权利;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游行时散发传单,虽遇荷抢实弹的军警密布,仍照常游行宣传,广大市民无不深受感动。芜湖镇守使的储参谋长、芜湖县知事余谊密也不得不同意学生的请愿,表示一切照办。游行后为了开展学生工作,团结战斗,组织了芜湖市学联和学生会。各校设学生分会,胡苏明任五中第一任学生会长。学生会组成后,即与北京、上海、安庆等地取得联系,互通消息,互相支援,后来响应全国大罢课,开展爱国宣传,抵制日货,检查日货,捣毁抵制封存日货的商会,痛打反动商会会长汤善福,响应上海罢课、罢市、罢工,使芜湖市社会运动迅猛向前发展。许多青年学生在斗争实践中获得思想解放,一些思想反动的校长也被撵出了学校,由进步教师担任校长。改革了教育,改变了文体,刷新了教育内容,马列主义巳在芜湖广泛地传播,并为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胡苏明于1920年至1921年在上海大同学院外国语学院学习。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1922年春胡苏明返回家乡六安,先在六安县山王河第六乡小学教书。夏,六安三农学生发起驱逐六安县知事骆通的运动。胡苏明与旅外学生许继慎、王逸常等积极参与这一运动,召开驱骆大会,游行示威,包围县衙门,赶走了骆通,使斗争取得胜利。秋,胡调县劝学所(相当于县教育局)任所员,从事教育改革。十月,胡在六安城关创办进化书局,自任董事长,施亚春任经理,书局附设石印店,大量发行民主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传播马列主义和民主思想。后又在六安城关、家乡张家店、芜湖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1925年5月胡苏明在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任教员时,由沈升和沈子修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7月,任芜湖市党部秘书;1926年至1927年在武昌举办的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任秘书时,由分队长共产党员张赤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回芜湖市继任秘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派人到芜湖市清党时,党组织为了有计划的撤退,派胡苏明回六安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在上海、武汉、芜湖等地的六安籍党团员周狷之、储克盛、桂伯炎、吴岱新、毛正初、吴曙光、吴干才,王立权、胡苏明等二十多人先后被派回六安,全县计有党团员三十多人。在我党的帮助下,成立了六安县国民党县党部,革命统一战线基本形成。秋,在六安城关西门外紫竹林小庙内成立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胡苏明任书记,委员七人,有胡苏明、储克盛、周狷之、吴干才、桂伯炎,侯补委员二人吴岱新、蔡蕴珊,会上分析了革命形势,讨论了当前工作,并决定利用文化教育机关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家住农村苏家埠、独山、毛坦厂、河西等地的共产党员各回家乡去,组织秘密农协,开始建党工作,从特区委成立到10月份,皖西地区在特区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8月,中共霍邱叶集党小组改为支部,9月下旬,在许继慎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中共合肥小组,均接受特区委的领导。六安县的东西两河口、毛坦厂、河西等地发展了农协会,建立了党组织,共有3个支部,44个党员。在城关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着手改组国民党六安县临时县党部的工作。由胡苏明同志执笔,与国民党临时县党部书记长涂行健商讨,两党联合发表《关于改组六安县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的宣言》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举行公开选举,要求全体国民党员参加投票,选举结果,胡苏明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党部干事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革命的进步势力占主导地位,革命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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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委在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的同时,还领导了六安黄烟工人四十五天大罢工,号称挂创斗争,使罢工取得胜利,增加了工人工资,改善了工人生活和待遇。特区委对青年、妇女、学生运动也十分重视,做了大量的工作。

遭受挫折 一心向党
1927年8月底9月初,六安白色恐怖开始严重起来。为了斗争需要,特区委决定:将胡苏明的书记长让给国民党员涂行健,特区委的同志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打入文化教育界,以正当职业为掩护,就地开展农民运动。特区委撤退后不久,胡苏明、周狷之在黄莲寺召开特区委会议,并由储克盛同志将情况向省临委回报,没几天接到省临委决定,要特区委组织农民暴动。储克盛通知桂伯炎、吴仲孚等十几个同志至胡苏明家开会,传达省临委要立即暴动的指示。在讨论中发生了分歧,大多数不同意暴动,会后由胡苏明亲自写报告给省临委,至10月下旬,省临委仍决定要立即暴动,特区委部分同志又至胡苏明家开会,特区委作了分工,由特区委民运委员周狷之负责有关暴动的一切事宜,但胡苏明等对暴动仍持有不同看法。
10月,省临委派省临委委员、皖中特别指导委员会书记周范文至六安检查工作,在白浒圩的周狷之家召开特区委党团员会议(胡苏明没出席),会上宣布撤销了胡苏明特区委书记职务,由周范文担任。1928年1月29日,中央巡视员尹宽来六安,在南岳庙周范文家召开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开除了胡苏明等十余人党籍。
1928年2月,胡苏明到六安石河子第二小学教书,后又至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办的省农民协会任委员兼秘书及国民党党务训练所指导员等职,担任讲授农运课。12月,国民党邵华要逮捕胡苏明交待共产党的活动。胡苏明不得巳前往北平,友人汪少伦为其安排到北平市党部训练所任指导员、总务科主任等职。后在北平也无法存身,于1929年9月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专科挂名学习一年。1930年8月回国,先后在无为中学、芜湖第二女中、芜湖高级农职、郑州扶轮中学、凤阳师范、合肥庐州中学、六安县中任教师、教导主任等职,专心从事教育工作,但其内心仍然希望共产党发展壮大,能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如1929年夏,桂尊夏(即桂伯炎)曾前往胡苏明家,告以党的经济特别困难,胡苏明便将卖田的数百块银元予以资助。
受党委托 为国奋战
抗战期间,六安城人民由于日寇的侵略,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地主豪绅高利盘剥,加之土匪蜂起,日夜抢掠,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六安县委会遵照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配合新四军四支队,搞好与国民党政府的统战工作,领导全县人民坚持抗战。县委决定以张家店为重点,建立抗日政权,整顿地方秩序,开展抗战工作。1938年8月,县委书记程明远及田兰田、罗平、储鸣谷等同志,动员张家店区有影响的人士胡苏明,出任张家店区区长。胡在民族危亡国家遭难之际,不畏艰险,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出任张家店区区长,及时召开全区抗日保家的动员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余人,一致通过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石田担稻(即种一石田交一担稻,佃田由地主交)的经济政策。胡苏明在党和新四军四支队、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张家店区当时除拥有六安县政府交给的储鸣谷大队的全部人枪外,还招安土匪,组织地方枪枝,新编两个大队,共三个大队,有三百余人枪。在张家店区境内进行剿匪安民工作,对拒不接受招安的顽匪,进行镇压,曾先后镇压了何家圩子何老太爷儿子和毛坦厂高康候儿子等恶霸,枪毙了凤凰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别动总队大队长李朗山,驱逐了串入六安双河收捐起税欺压百姓的舒城惯匪唐仰务,清除汉奸势力,安定地方秩序。还组织武装部队袭击日寇,在青山附近缴获日寇抢劫百姓的耕牛、鸡、鹅等,并不断袭扰日寇据点,弄得日伪军昼夜不安,不敢轻易下乡奸淫烧杀,骚扰百姓了。张家店区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仅从区三个大队中就由程明远挑选百余人枪,组成新四军四支队第一游击大队。同时,还为新四军四支队筹粮筹款,有一次就送给大米三百余石,以支援新四军抗战。由于张家店区的积极抗日,推动了全县人民抗日活动。日寇在六安人民武装袭击下,于1938年11月16日撤离六安。
这时,胡苏明主动要求从事教育工作,从1938年12月开始,先后在六安县中、省教育厅、六安毛坦厂的安徽省立三临中、六安中学、肥东中学、凤阳农校、六安农校、黄山林校等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1947年至1949年在六安中学任校长期间,曾再次接受党的领导,与中共六安三分区三地委副书记唐晓光联系,与我地下工作人员徐放配合,做六安的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并积极搜集皖西方面的情报,动员师生护校,抗拒蒋介石反动政府动员学校向江南迁移的阴谋。1947年9月2日刘邓大军第一次解放六安和1948年12月3日第二次解放六安县城时,六安中学师生在胡苏明校长和徐放的指导下,上街贴标语、搞宣传,欢迎解放军进城,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48年12月4日敌人又返回六安,我解放军部队作战略转移时,胡苏明动员了省中、县中师生一百多人在解放军部队掩护下,到毛坦厂、晓天参加革命工作;教师到毛坦厂后,成立了以胡苏明为首的皖西行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发表成立宣言,号召全省教育界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开展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同时又开办皖西公学,号召并吸收青年学生入学受训,皖西公学建校一月余,青年学生报名入学达两千余人,为军队输送了人才,为地方培养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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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

胡苏明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教育事业。六安许多教育界人士说:“胡苏明同志是安徽省教育界的老前辈,治学严谨,教育有方,盛誉遍乡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人材,为办学做出了楷模,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1964年2月调任安徽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其撰写的《五四时期芜湖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封建堡垒刘家圩子》分别发表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二、三辑上。
晚年胡苏明酷爱书法,善作篆隶,作品曾参加省和全国书法展览,并为国内外收藏者所珍藏。胡苏明从一个书香世家、封建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经过学习马列主义,叛变了自己剥削家庭,献身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后也从不灰心,仍继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这种把毕生精力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茶叶大师胡浩川
 
胡浩川,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致力于红茶品质的提高,促进“祁红”进入国际市场;与吴觉农合著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曾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
胡浩川,原名本翰,曾用名涣、膺吾、蕴甫。1896年9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张家店乡胡家大湾。9-22岁在私塾读书。22岁时,考取安庆第一中学。在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员推荐下,经常阅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青年》杂志,积极投入革命运动。1919年,胡浩川在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时,“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芜湖,他被推选为芜湖市学生会代表之一,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之后胡浩川转学安徽省农务讲习所,结业后被选送公费留学日本,入日本静冈县农场茶叶部当见习生。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国民党(左派)。
1924年,胡浩川学成回国,后在六安镇小学、新民中学、芜湖二农、六安中学等校任教直至1929年。当时国内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胡浩川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受到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926年段琪瑞政府镇压学生,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中共芜湖市委领导各界组织后援会,胡浩川被推选为筹委会主任。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胡浩川即致力于茶叶技术研究和教学工作。1929年,他经吴觉农介绍任上海园林局技佐。1930年至1933年1月先后在南京中学、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贵池第一师范任教。1933年3月至1934年9月在实业部上海商检局任技士,担任茶叶出口检验工作,兼任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技士。1934年10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兼任茶叶改良场技术主任、祁门茶叶产地检验办事处主任、贸易委员会皖南办事处茶叶专员、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安徽茶叶公司顾问、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办事处收购科长、安徽茶叶管理处副处长、屯溪茶场场长等职。1941年10月至1943年5月,受聘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主任、教授、茶叶研究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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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胡浩川又回祁门茶叶改良场任场长,1949年12月被调北京,参加中国茶业公司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总技师、技术室主任和计划处处长等职,主持制订全国茶叶产销计划、茶叶收购加工和出口的标准以及加工技术规程、规章制度等。1956年起任中国茶叶出口公司和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总公司以及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茶叶总技师,直至1972年。胡浩川1962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因患心肌梗死,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革新中国茶叶产制技术,开拓机械制茶业。在1870年前后,中国茶叶生产称雄世界。自19世纪末以后,产量下降,出口萎缩,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战乱不断,官僚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茶叶生产方式落后,为新兴之印度、锡兰茶所替代,也是重要原因。20世纪初,清廷派员赴印度、锡兰考察后,在南京、湖北羊楼洞等地以印、锡产制方式改良华茶,但不久均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北京农商部在产茶省的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再建茶叶改良场,但由于种种原因,或成效不大,或停办。1933年,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在祁红茶区招聘数十名大学生,拨专款购置机械设备,于祁门茶场(1915年建)建立机械制茶工厂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祁红茶产、制、销研究工作。1934年,胡浩川被派往该场任场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皖南一带财政十分困难,祁门茶叶改良场试验经费停拨。在此危急关头,胡浩川提出“以茶养场,制茶赚钱搞研究”,率领全场职工苦干硬撑,将国外先进产制技术付诸实施,不仅事业未中断,还在革新中国茶叶产制技术、开拓机械制茶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是育种方面。向各地征求茶树品种,进行观察比较,从群体中选出祁门槠叶种。该种至今仍为祁门红茶的代表品种,也是全国主要良种之一。二是栽培方面。开展了繁殖方法,扦插试验,施肥试验,特别是率先修建梯级茶园,对当时山区发展茶园,提高产量,保持水土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加工方面。开展初制方法一系列试验,包括萎凋、揉捻、发酵等比较试验,同时改原来的手工生产为部分机械生产,改原有的自然“渥堆”的发酵方式为先进的“室内发酵”方式。这些技术的采用,使“祁门香”更为突出。同时,在反复的手工操作中,总结出精制程序三原则,即“汰除劣异,正饬形态,分成级别”。这成为当今红、绿茶精制技术规程的指导准则。
    在胡浩川和全体职工的齐心协力下,经过15年的努力经营,祁门茶叶改良场成为当时全国机械设备、规模、制茶技艺、产品质量、科研成果名列前茅的研究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胡浩川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茶业人才。胡浩川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办过两期高级技术人员训练班和技工训练班。1941-1943年,应聘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首任系主任和教授、茶叶研究室主任,为创建中国高等院校茶叶系和培养首批高级茶叶专业人才贡献力量。1950-1951年,在中国茶业公司任总技师期间,在杭州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制茶干部训练班,参加培训技术干部265人,由胡浩川任训练委员会主任。他在讲习班上提出的红、绿茶精制程序,为日后精制机械化奠定了工艺基础。
胡苏明主要论著有:《古代塞外之茶叶贸易》、《日本茶的生产及其贸易》、《武夷山志御茶园文献请后记》、《谈茶经》、《今后茶业改进商榷》、《改进劣质茶之研讨》等。与吴觉农合著有:《祁门茶叶复兴计划》、《中国茶叶复兴计划》。

 
三、红色土地  光荣历史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
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一批六安籍(今金安区)青年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他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最朴素的原理唤醒广大民众。1919年5月8日,以安徽省立六安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筹备处的进步知识分子朱蕴山、桂月峰、沈子修(金安区人)等为中坚的六安教育界,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在城区游行示威,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7月,六安三农正式开办。很快《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传到校园。1920年,朱蕴山、桂月峰和学生会会长翟其善等人在三农组建了“中国革命小组”,这是安徽省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它的创立为马列主义在皖西的传播拉开了序幕。
此后,马列主义迅速由校园传到社会各界。1923年,在芜湖省立二农学习的周范文返乡,与邹同礽、胡苏明、桂尊夏、徐凯明、储克盛、王彝常(王逸常)、王亦良等10余名进步青年,以“研究学术,促进民治”为宗旨,在城北组织了六安县青年励进会。10月,胡苏明与施亚春、朱谨怀等在城内开设了进化书店,不断地把外地进步书刊传播给广大青年学生。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六安中共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队伍。
同期,一批外地求学的六安籍进步青年,也积极投入革命活动。1923年下半年,王逸常、王绍虞等分别在安庆、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组织派遣,在外学习的党团员王绍虞、王鉴衡(王立权)、刘大蒙、王亦良、蔡蕴珊、田崇厚、吴曙光、徐为浚(女)等返回家乡六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建立了六安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六安特别支部,王绍虞为书记。1926年2月,许继慎从广东返回故里土门店,成立了中共土门店小组;同年,共产党员周狷之在其家乡查陵波建立了中共大寺庵小组。党组织建立后,秘密发展农民协会,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截止1927年7月,六安籍党员已有40余人,农协会员达到3000余人。
 
大别山地区武装斗争和鄂豫皖边区红军的主要发源地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在全国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受党组织派遣,胡苏明、储克盛、吴干才、桂伯炎、毛正初等共产党员先后从上海、武汉、安庆、芜湖秘密返乡,与周狷之、罗亨信等联系,于1927年8月在六安城关成立了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胡苏明为书记。特区委建立后,针对六安是安徽省第一暴动区中心县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正确决策。首先紧紧抓住蒋介石反革命势力尚未插手六安的时机,努力维护与驻扎六安的国民革命军第33军的局部统战关系,以竞选方式改组国民党六安县党部,将优秀共产党员派驻国民党县党部和国民政府中,为保存党的组织和干部争取了时间。同时,将城关大多数没有掩护条件的共产党员派回农村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积蓄力量以待发展。当白色恐怖严重、形势逆转时,六安特区委及其所属党员全部撤退到农村,无一名党员被捕牺牲,这在当时全国都不多见。特区委和1928年1月成立的六安县委还两次抵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干扰,使六安的各项运动得到了健康发展。1928年6月,县委成功地领导了“砍柴斗争”,次年5月又领导了武陟山农民暴动,3万人口范围的地区为我党所控制。
一系列的斗争锻炼,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1929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六安县委升格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归中央直接领导。由舒传贤任书记,周狷之、桂伯炎、吴宝才等为常委。中心县委成立后,于11月8日在独山领导了由近万名群众参加的武装暴动,并取得全面胜利,打响了“六霍起义”的第一枪。9日,皖西地区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六安县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在独山建立;第一支红军——六安县三区游击队组建。全区15个乡范围实行戒严,第一块红色区域自此形成。在独山暴动推动下,六安县六区金家寨、古碑冲、南庄畈、七邻湾,四区徐家集民团、江店民团及霍山县西镇等地相继举行武装暴动,均获胜利。以独山暴动为起点、农民武装起义为主体、民团起义相配合的六霍起义,是鄂豫皖边区继黄麻起义、商南起义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1月,以独山起义的武装为106团、西镇起义武装为107团、徐家集民团兵变的武装为108团,共同组成的红军33师在六安县流波幢成立。3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县七邻湾召开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合肥、奉县6县委和红33师联席会议,标志六安革命根据地成立。同年春,六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六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南山起义爆发并胜利。县境建立三区(独山)、五区(苏家埠)、六区(金家寨)、四区(徐家集)、二区(毛坦厂)、七区(麻埠)等赤区,初步创建了北起徐家集、丁家集,南到青山,东起淠河、丰乐河东岸、毛坦厂、东西河口、南官亭,西至金家寨、麻埠的六安革命根据地,并以六安为中心形成了纵200余里、横100余里,人口40余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为统一红军的指挥,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黄麻起义组建的红31师、商南起义组建的红32师和六霍起义组建的红33师合编为红1军,派遣北伐名将、黄埔一期学生许继慎任军长。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10月,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红25军在六安麻埠成立。11月,红4军和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鄂豫皖省委又重建红25军。与此同时,中共皖西北道委组建了红27军。
在1927-1937年的10年土地革命中,六安大地先后举行了独山起义、南山起义、河西农民起义、冇牛岗起义等大小数十次农民起义,先后诞生了数支红军队伍,六安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斗争策源地和红军诞生地。
六安人民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黄麻、商南、六霍三大起义建立的鄂东、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和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自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蒋介石集结重兵向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围剿”。六安人民全力支援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1932年在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取得了苏家埠战役辉煌胜利。3月21日至5月8日的48个日日夜夜,六安县党和人民全面动员,做到“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为支援红军,六安人民不顾春夜的寒冷,在西两河口水中苦战一夜,架起了九道浮桥;组织了近万人的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县独立团击败敌援军的进攻,毙俘敌300人;五区赤卫团断敌后路,使渡河西进的援军成为孤军。为分散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对苏家埠、韩摆渡等要点的压力,汪孝芝领导了2000余名农协会员,在冇牛岗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苏家埠战役中我军以2万红军歼敌3万余人,其中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副总指挥梁鸿恩,生俘5个旅长、11个团长及1.8万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致电祝贺,中央军委也发来了贺电。苏家埠战役胜利后,六安苏区扩大到淠河东岸六合、六舒边界地区,六安全县158保中有150余保,60万人口中有55万人口的区域,成为苏区,形成了六安革命根据地的鼎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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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鄂豫皖根据地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至4.5万人。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加之敌我力量强弱悬殊,致使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战川陕。1934年11月,红25军被迫长征北上。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两次血洗根据地,使许多地区成了无人区,整个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只剩下六安县三区、六区、赤南县、赤城县长不足200里、宽仅50里的四小块革命根据地。但敌人的残暴屠杀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六安人民,他们始终不渝地坚信红军必胜,革命必胜。“红军都是英雄汉,白匪再多干瞪眼;总有一日天要红,人民定要坐江山”,许多群众宁愿饿死、冻死在山上也不屈服投降。六安人民在鄂豫皖省委、皖西北道委的领导下,以三区游击队、洪家大山战斗营为基本力量,分别以龙门冲、洪家山为基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六年游击战争,战胜了国民党无数次“清剿”,有力地支援了红25军、配合了红28军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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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人民为保卫、巩固鄂豫皖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先后向红军、赤卫军、游击队、模范营输送红军战士6万余人,为革命牺牲了近13万人,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红旗插遍冇牛岗
苏 孝 龙
 
立夏响惊雷,红旗遍山岗。
冇牛岗,这个位于金安区施桥镇的一个偏僻山乡,1932 年爆发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六安苏区发展史上留了下光辉的一页。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1929年,我党胜利领导了六霍起义后,六安各地土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建立了六安县工农民主政权,六安发展成为苏区。而在六安东南乡和与之毗邻的霍山、舒城边沿地区,这时仍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派沈泽民同志视察皖西时,于1931年 5月成立中共六霍县委,领导非苏区工作。一直在六(安)、舒(城)、霍(山)三县边境地区领导党的地下斗争的女共产党员汪孝芝被选为县委委员兼草陂塘党支部书记(1932年六霍县委改组时,被选为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
苏区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大恐慌。1931年7月,蒋介石坐镇武汉,调集30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扩大苏区,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从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边区东征皖西,于1932 年 3月21日发起苏家埠战役,消灭来犯之敌。在战役发起之前,中共皖西北道委发出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配合红军行动。六安苏区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非苏区的地下党组织,均把迎接配合红军东下作战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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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霍县委根据中共皖西北道委的指示,一方面大力发动群众,支持红军作战。另一方面加强党的活动,组织农民暴动,以牵制地方反动势力,配合苏家埠战役。六霍县委于1932年3月决定由汪孝芝负责领导群众在冇牛岗一带举行武装起义。

此前,六、舒、霍边区在汪孝芝的领导下,革命工作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在六安埠塔寺、九十铺、百洋铺、张家店、施家桥、陈家河、双河、舒城的张母桥、鹭鸶庙、长冲、下五显、毛竹园、干汊河等地建立了农协会组织,共发展农协会会员千余人;在草陂塘、百洋铺、九十铺、张母桥、稻场岗等地发展党员80余人,并成立了党支部。通过发展党群组织,六舒霍边界地区革命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冇牛岗农民起义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2 年3月6日夜(农历正月十三),汪孝芝等领导同志在过龙塘陈九宏村上召开各地赤卫军大会,动员和发动赤卫军、农协会准备旗子、袖章,决定在农历四月初一(农历立夏节)进行武装暴动,并抽调青年赤卫队200人组成战斗队。但就在第二天,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二乡主席李少伯突然被九十铺铲共队长刘敬之逮捕并杀害。农协会员、赤卫队员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为李少伯报仇。汪孝芝进行了一番全面分析后,强忍满腔悲痛,耐心说服大家不能感情用事,目前武装起义正在酝酿阶段,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任何盲目行动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她劝告大家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起义,显示了一位女共产党人的沉着冷静和睿智大勇。
1932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一), 起义按预定计划举行。汪孝芝、宋仁宏、陈羽成等率领特务队20余人,会同青年赤卫队200余人,以及草陂塘、埠塔寺、九十铺、陈家河、施家桥等地农协会会员共2000余人,携带长矛、大刀、铁叉、斧头等武器集合于九十铺冇牛岗,宣布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并进行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但就在这个时候,当地反动武装数百人向冇牛岗包围过来。汪孝芝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人将数十面红旗插遍冇牛岗,迷惑敌人;一面组织队伍集中火力,打开缺口,掩护群众突围,汪孝芝、陈羽成带领群众冲出包围圈,宋仁宏却壮烈牺牲在冇牛岗上。汪孝芝率领暴动群众同突围的特务队、青年赤卫队取得联系后,继续在月牙塘一带同敌人周旋。
皖西北道委为了支持冇牛岗起义,迅速拨给120支枪,将起义队伍改编为六霍游击大队。汪孝芝、陈羽成等领导队伍进行打土豪斗争,先后攻打张母桥的土豪集中据点,绿豆庵、左大桥的徐家油坊,连续缴了张大院、思古潭、丁家圩、小老家等地方反动武装的武器,镇压了地主恶霸及反动分子多人。5月15日,游击大队攻入张家店,并将六霍游击队改为六霍独立营,正式成立六霍县苏维埃政府和二区(张家店)十区(孙家岗)苏维埃政府(五区苏家埠也划为六霍县委管辖),几经曲折的冇牛岗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淠河以东大片土地,除六安城关及刘家圩(原张家店)、苗家圩(原孙家岗)、潘家圩(原木厂铺)等少数梅花形据点外,均为苏区,六安全境苏维埃政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对苏家埠战役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在激烈的苏家埠48天包围战中,汪孝芝发动群众运送粮秣和各种物资,发动妇女做军鞋大力支持前线。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地方武装截击溃败的敌人,为反“围剿”斗争作出了贡献。
冇牛岗起义已经过去79年了,但起义的历史功绩我们不能忘记。第一,冇牛岗起义是六安境内继独山暴动、南山暴动、河西暴动胜利后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六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二,冇牛岗起义有效牵制了反动势力,有力支持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苏家埠战役,为苏家埠战役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三,冇牛岗起义的胜利,使皖西苏区东部边界扩大到六(安)、舒(城)的丰乐河两岸,不仅实现了六安全境一片红,而且把鄂豫皖根据地向东大大推进了一步,扩大了党、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隆重纪念冇牛岗起义79周年之际,我们永远怀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以及为革命作出无私奉献的广大人民群众,永远怀念杰出的起义领导人汪孝芝烈土。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完成革命先烈未竞的事业,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安徽抗日重要战场和新四军四支队的后方基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春,中共六安县委及所属各区党组织恢复和建立。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张劲夫、彭康、谭光廷等到六安,组建中共安徽省工委,辖六安中心县委等四个党组织。与此同时,安徽省国民政府、安徽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迁来六安,实际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建立,六安成了战时安徽省临时省会。省和各级动委会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中共六安县委成立后,围绕抗日救亡中心,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陆续建立了一区(城区)、二区(罗管庙)、三区(张家店)、四区(苏家埠)、五区(丁家埠)和独山等六个区委组织(其中一区部分、三区等在金安区内)。4月,又通过省动委会建立了六安县动委会及各区动委会,并组织了六安县青年工作团、六安县第五委托工作团、六安县青抗战地服务团、青抗战地工作队、妇女工作团、青年工作团,在全县城乡建立了各界抗敌协会,广泛开展了慰劳、运输、募捐、救护等活动。不久,县动委会所属工作团多被改编为省动委会所属工作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活动。
1938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到六安检查指导工作,决定向动委会和工作团增派一批共产党员,以加强对动委会的领导。省动委会成立后,不到一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40个县动委会,41个直属工作团,30个委托工作团,32个县属工作团,以及遍布全省城乡的青、农、工、商、妇等各界抗敌协会,为全省培养了6000余名优秀青年干部,团结了40余万有组织的群众,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起,一些外地抗日救亡团体来到六安。先后到达的有江上青领导的扬州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江苏晨鸣社、上海流亡青年内地服务团、安徽失学青年流亡工作团、音乐家孟波率领的音乐队及上海生活书店等。这些团体在六安上演抗战剧目,教唱抗战歌曲,发售进步书刊,以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朱蕴山、章乃器、胡子婴、谢冰莹、罗青、孟波等全国知名人士也云集六安,积极组织和宣传抗战。
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六安县委于1938年分别在双河(今金安区双河镇)和丁家集组建了两支为中共地下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第三行政区独立第一大队(后编为六安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六安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大队第四独立中队。1938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六安、舒城,在双河、张家店、埠塔寺、毛坦厂、椿树、三十铺一带,打击日军、扫荡土顽。一大队建立后,积极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平息匪患,安定民心,打击日军;同时,还不断抽调精兵加以训练,为四支队输送兵源,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为四支队输送了500多人。8月,日军侵占六安后,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六安军民同仇敌忾,展开了顽强斗争。10月,四支队七团一营在椿树岗(今金安区椿树镇)袭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毁敌汽车65输,毙敌46名,伤敌汽车队长以下100余名,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六安县人民以巨大鼓舞。
1938年秋,中共六安县委决定集中力量到靠近新四军四支队驻地的六安敌后张家店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四支队的支持和三区区长、进步人士胡苏明的合作下,建立了三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支援四支队,毛坦厂“农抗”一次组织500多人、完成5万多斤军粮的运输任务;县动委会一次即为四支队募捐汗衣977套、鞋子400多双、现金2400多元;毛坦厂茶叶冲的开明士绅一次为四支队捐献毛巾32打、鸡蛋400斤、土布60匹。三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成为四支队的可靠后方和补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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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0月,全县各级动委会和各抗日民众团体的活动被迫停止。为保存革命力量,配合全国抗日,新四军四支队转移至皖东地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撤离六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党组织分批转移至皖东及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


 
椿树岗伏击战
张本科  张国政
 
椿树岗,这个在一般地图上不很容易找到的小集镇,座落在六安城东南约25公里处(现属金安区椿树镇)。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舒城至六安的公路经这里蜿蜒通过。抗战初期,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集镇附近,我新四军第四支队曾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取得了伏击日军汽车65辆(内有5辆全部烧毁),打死日寇40多名,生俘1名的辉煌战果,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有力地鼓舞了皖西人民的抗日信心,在皖西人民的抗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敌人为了进攻武汉,日夜在安合、合六、舒六公路上运输军用物资。当时,我们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正驻守在舒城县境内,经常到安合公路两边偷袭敌人,破坏运输线以增加敌人供给困难,延缓其进攻武汉的速度。
1938年10月9日,我们七团第一营奉命从舒城西南部的中梅河出发,向六安东南部的舒六公路上椿树岗一带运动,伺机打击敌人。这一天是个阴天,秋风瑟瑟,浓云密布,刚近黄昏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吃罢晚饭就踏上了征程,经过几个小时急行军,到达了目的地。
地处公路边的椿树岗,备受敌人的糟蹋,房屋早已被焚为灰烬。当我们到达时,看不到一星灯光,听不到一点人声,黑暗中只有几堵断壁残垣还依稀可辨。面对这一片凄凄惨惨荒凉的景象,战士们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热血在胸中急速奔流。我们誓要敌人以血来偿还。
我们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公路东有一条长250米左右,深、宽各1米多的干沟,沟东一路慢坡上去有一块高地,是一很好的制高点。营首长就命令二连迅速占领高地,向北警戒,掩护在公路里侧;集上倒塌的土墙埋伏着一连、三连战士,准备伏击敌军汽车。
活该敌人送死。我们刚刚布置就绪,就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再抬头一看,果然发现了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炫目的汽车头灯的亮光。当时,舒六公路路面早已被我们破坏了,一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敌人的汽车犹如乌龟爬坡慢慢趟趟,又如醉鬼上山摇摇晃晃,向我们的伏击圈中驶来。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汽车运输队,车厢上没有盖棚布,借助车灯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每辆车上都有十几名押运的士兵。
营首长果断决定截击敌人车队的尾部,战士们情绪高昂,立即作好了战斗准备,子弹上了膛,刺刀出了鞘,手榴弹拧开了盖,在黑暗中两眼直盯着从面前慢慢爬过的一辆又一辆敌人的军用汽车,恨不得一口气把敌人消灭干净。汽车一辆又一辆过去,指挥员的枪声还没有响,许多战士心急如火,耐着性子静候着战斗命令。当敌人汽车大部队开过去、尾部进入伏击圈时,叭叭两枪,负责发战斗信号的二连指导员张本科的枪终于响了。顷刻间,带着战士仇恨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从公路两边飞向敌人,炸毁了最后5辆汽车,燃起的熊熊大火把大地照得通亮。我们看到,有3辆汽车被炸得斜躺在公路上;有1辆翻到了路边的干沟里,马达还在哼哧哼哧地直喘气;还有一辆被炸得翻了身,四个轮子朝天轱辘辘地转。
当战斗开始,敌人尾部汽车被炸之时,先过去的敌人妄图调头救援,但由于我二连战士早已占领路东的制高点,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援敌无法靠近,又不知虚实,加之路面狭窄不平,汽车难以调头,不得不仓皇逃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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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辆汽车上大部分敌兵被我们消灭了,没有被炸死的日寇哇哇乱叫,爬到公路边疯狂向我反扑。一连的一个战士摔出一颗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一挺机枪,敌人更加慌乱。营首长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战士们象猛虎下山一样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把敌人杀得尸横遍地。被我围困的日寇企图向合肥方向逃窜,但被我压缩到一个水塘边的稻田中歼灭。剩下几名敌兵四处逃窜,有的藏到田坎下,有的钻进涵洞里,有的一头跳进了粪坑内。我们跟踪追击,仅用20分钟就将残敌消灭。

在打扫战场时,二连副连长吴高升突然被一个装死的敌人紧紧抱住,在地上翻滚起来。吴副连长在红军时期作战时失掉了左臂,是个独膀子。他被敌人紧紧抱住不放,急得大声喊叫。张本科听到声音及时赶去,见他正被敌人压在身下,情况十分危急,就举起枪托,狠狠地朝敌人头上砸去,枪托重重地落到敌人左肩上,敌人这才松了手。吴高升翻身跃起,和战士们一起活捉了这个敌人。原来他还是汽车队的小队长呢!
这个日军小队长被俘虏时很不老实。他先是企图顽抗,后又想要自杀,但均因被我们战士紧紧按住手脚而没有得逞。于是他就耍赖,硬是躺在地上不走。一连连长李文斌只好命令战士把他捆在破板上抬走。到达营地后他不吃不喝,十分顽固。这名俘虏在一连看押时,由于张国政学过几句简单的日语,就用不熟练的日语向他宣传新四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似懂非懂地听着,态度开始有所变化。后来,我们发现他粗识几个汉字,就把我们的政策写给他看。一个多星期后,他态度继续好转。当我们把他送交四支队司令部时,他还显得恋恋不舍,连声用日语说“谢谢”。
战斗打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结束后我们迅速打扫战场,扛着、抬着、挑着战利品,乘着夜色,踏着寒露,兴高采烈地转移到距椿树岗五里多路的刘老庄宿营地。撤离时营首长宣布命令,张本科带领一个班在椿树岗东北的一个小高地上掩护。直到午夜以后,我们才看到敌人开来援兵。但敌人不敢远离公路,生怕再遭伏击,胡乱地放了一通枪,沮丧地往汽车上搬运尸体,然后调头开回合肥去了。第二天敌人又派飞机来侦察,妄图报复,当然发现不了什么蛛丝马迹。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那天我们正在附近的刘老庄上尽情地享受胜利的喜悦,用缴获的高级饼干、美味牛肉干、香烟、汽水会餐呢!
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最初打的几次胜仗之一,使我军军威大振。椿树岗这个普普通通的集镇,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她记载着人民的胜利和光荣,记载着侵略者的失败和耻辱!

 
水泊塘中歼日寇
吴  彬  舒海泉
 
1938年8月,日军逼近六安城,城内居民为了免遭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纷纷向山区和他乡逃难。8月底,日军进城时,全城已是十室九空,大街小巷几无行人。
日军在六安这座孤城里盘据了两个多月。侵略者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但实际上是色厉内荏。起初,他们的小股人马从不敢擅离城池一步。后来,他们壮着胆子开始到近郊“扫荡”,因为没有遇到抵抗,胆子渐渐大起来,便有三三两两的鬼子不断下乡骚扰,奸掳焚杀,无所不为。活动的地方由近及远,范围越来越大,乡下的百姓惨受荼毒者不计其数。一天,一群鬼子直窜到十五里墩以北,一路上肆意烧杀,正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四处逃避。跑在后面的佃农余学丙被鬼子开枪打死。鬼子还放火烧掉赵家圩子。目睹日军的暴行,农民们无不咬牙切齿。大家暗暗地盘算着,如何去惩治这帮强盗,为死难的乡亲报仇。
一次,鬼子窜到二十四石(地名),抢捉群众的鸡,装满两大筐篮。但他们还不满足,把两筐鸡放在庄边上,又继续到庄上搜抢东西。这时,未及逃走藏在草堆后的佃农吴克和看得真切,心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说什么也不能让乡亲们的鸡白白地给鬼子抢去享用。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乘着鬼子不在,飞快地奔向筐篮,解开篮口的绳子,推倒筐篮,十几只鸡扑打着翅膀四处飞奔,顷刻便杳无踪影。几个鬼子在庄上翻腾了一阵子,既未搜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未找到为他们送鸡的“苦力”,便只好准备自己把鸡挑回城里。但是,他们哪里料到等待他们的却是两只歪倒在庄边的空筐篮。鬼子们气得呲牙咧嘴怪叫了一通,向庄上放了几枪,便无可奈何地缩回城里去。
夕阳西下映晚霞。在玉米地深处躲藏了大半天的人们,听到庄上没有动静了,才感到饥渴难忍,便纷纷背起包袱,挑着箩筐,扶老携幼,陆续回家。吴克和冒险放鸡治鬼子的事,便被大家议论起来。一传十、十传百,在二十四石传开了,在方圆几十里的六安北乡传开了。人们兴奋异常,胜利的微笑洋溢在乡亲们的脸上。接着,六安各地军民惩治鬼子的事连续发生。椿树岗农民丁德元、丁德余、丁德存三兄弟和邻村群众一起生俘了下乡强奸妇女的日军士兵两名,打死一名,缴枪三支;张家店区长胡苏明带领自卫军两打青山,截获被日军抢去的耕牛两头;县人民自卫军第四大队队长任曙东率队在枣树店附近的六合公路上拦截鬼子汽车;南岳庙、丁家集的自卫军破坏六安至叶集公路上的邱堰大桥,阻滞日军西犯。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六安。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万众一心,侵略者是可以被我们打败的,“皇军不可战胜”,只不过是敌人自欺欺人的鬼话。
又一天,一个留着仁丹胡子、镶着金牙、身材肥胖的鬼子军官手持东洋刀,带领两名士兵耀武扬威地出了六安北门。但他们一踏上乡间小路就象惊弓之鸟,见了树林和稠密的玉米棵就开枪乱射,为自己壮胆。当地农民经过多次受害,已经摸清了鬼子的行动规律。大伙听到枪声,互相招呼,立即躲藏起来。这三个鬼子兵一路作恶多端,在五里墩桃园拐子附近又打死一个无辜的农民。这一暴行一下子触发了群众蓄积在心中的复仇怒火。当时,鲍华丰等十来个农民携带枪支,隐蔽在玉米棵里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大家分析了敌情:三个鬼子只有两支大盖步枪,远离兵营,又无人带路,不仅地形不熟,在这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棵里,就是东南西北也难以分清。而我们自己则是在家门口,路径熟悉,对十几里范围内的大小树庄、池塘沟渠和地形也了如指掌。今天鬼子送上门来岂能放过,要给他们一点利害看看,以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家合计,决定把鬼子向北赶,断其退路,绝其后援,把他们撵累了,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鲍华丰招呼大家迅速散开,他向鬼子开了第一枪,接着十来支仿造的七九步枪同时开火。自以为不会遇到抵抗的鬼子,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密集枪声,意识到已陷入重围,顿时惊恐万状,循着没有枪声的方向径直向北逃窜。敌人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不得不由我们摆布。初次参加战斗的憨厚农民,无不为将要亲自消灭日军为死难乡亲复仇而高兴,于是勇气倍增,一口气把敌人追到二十铺东边的姚家圩子附近。圩里庄户听到枪声和喊杀声,早已紧闭寨门,窥视着鬼子的行动。忽见一个鬼子已被追赶到庄外圩沟埂,距离很近,看守更楼的庄户一枪结束了这个鬼子,缴获长枪一支。赶上来的两个鬼子见同伴被打死,更是慌不择路,一个劲地向东狂奔。
正当鲍华丰等在后面穷追不舍之际,前面突然又出现了一支人马堵住了鬼子的去路。这是由潘家圩子出来执行任务的六安县人民自卫军第七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吴彬和第二中队中队长潘道平率领的两个分队五十多人枪。两队人马前堵后追,犹如一把铁钳紧紧地钳住了敌人。穷途末路的鬼子被逼到一口大塘中央的高墩子上,继续顽抗。这口大塘是远近闻名的水泊塘,面积360石,因为多年荒废,塘水很浅,灌溉之利不大,却成了放养棚鸭的一个大好场所。太平年月,每年夏秋季都有放鸭人来这里安营扎寨,在塘墩上搭个滚龙庵,再用指头粗的小竹子编成栅栏,围成个大圈,就可供成百上千只鸭子晚上栖息。现在大家都在躲鬼子,没有人再敢养那么多的鸭子,塘墩上滚龙庵不见了,鸭栅栏也不见了,但是,养鸭人早先挖就的那几眼地灶,却依然在那里等着它们的主人回来,谁知它现在竟成了日本鬼子的葬身之地。
落荒而逃的鬼子就象被追赶的鸭子一样扑腾着爬上塘墩龟缩在地灶里,一动也不动。鬼子在慌乱中意外地得到这样的天然掩体,也许暗自庆幸。然而,他们明白,他们今天面临的是几十倍于自己的正义之师,是一支为民族仇恨所激怒了的正义之师,陷入这样一支队伍的重围之中,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在驱使着他们,他们既不肯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又不敢把所剩不多的子弹轻易用掉,希望拖延时间待援解围。
在塘墩上的鬼子成了翁中之鳖。大家急切地要求发起冲锋,尽快地解决他们。战士王兰未等发出命令就一面涉水向塘墩冲去,一面射击。鬼子还击了一枪,打中了王兰枪盖,王兰受轻伤,便又退回阵地。因为塘埂距塘墩的最近处只有二三百米,鬼子枪法又准,在此胜利已完全有把握之时,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于是,我们决定待天黑再发起攻击。就这样,我们和被围在塘墩上的鬼子相持了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紧张、寂静,空气就象要凝固一样。天色将黑,忽听鬼子唱起了歌,歌罢响了一枪,约莫几分钟后又响一枪。随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此刻,我们的人向塘墩上打了几枪,但是仍没有动静。这时我们决定从西、北两面向塘墩发起进攻。随着中队长吴彬一声令下,六十多人的队伍喊杀声汇成了一阵雷鸣,象飓风呼啸着一样冲上了塘墩。近前一看,两具鬼子尸体象死猪一样歪倒在地灶里。

大别山下的明珠                                        红色土地  光荣历史
胜利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周围的大小村庄,百姓们欢呼雀跃,举着火把赶来看鬼子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在检查鬼子尸体时发现,士兵头部中一弹;军官下巴中一弹,子弹从头顶窜出,大盖子长枪横在军官身边。撕下胸章验看,那军官是大尉军衔,名叫暗谷三郎,士兵名叫三笠。显然,是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大尉先打死士兵,尔后饮弹自杀的。末日来临,他们竟以唱歌自杀来效忠他们的天皇,显示其“武士道精神”,实在可笑而又可悲。水泊塘附近村庄的群众象办喜事一样,杀鸡煮蛋,用战争年月所能筹办的最好饭菜,犒劳围歼鬼子的全体军民。胜利的捷报和战利品——日军军刀和枪,很快被送到县里,县长兼县人民自卫军司令盛子瑾通令嘉奖。

第二天,敌人出动两辆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下乡报复。鬼子出城后,从北门外一直向二十铺烧杀,十五里墩小街几乎被烧光;二十铺茶馆的“壶把子”解华贵腿跛,跑不动,不幸落入魔掌,被鬼子划破头皮,倒上水银,活活地剥了皮。这帮禽兽因为没有查出是谁打死三个鬼子以及尸体的下落,在邓家埂残杀了九名群众。他们对农民陈立兴多方威逼利诱,一无所获,最后恼羞成怒,竟残忍地扒了他的心。当时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苍天也为之悲泣!但是,六安北乡群众丝毫没有在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面前屈服。
水泊墩一战,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唤起了人们更大的觉醒,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威风,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自此,鬼子再不敢轻易出城,即便二三十人的小股部队也不敢远离巢穴。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重要前进基地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大军进抵大别山。30日,第三纵队主力在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下向六安方向挺进,9月2日拂晓攻克六安,六安迎来了第一次解放。当天,中共六安县委、县民主政府宣告成立。9日,国民党军大举反攻,三纵主力奉命进军商城,县委和县民主政府撤出六安城。书记李廷泽率南下干部撤往独山,组建了独山县委、县民主政府,并以南下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独山县大队;县长宋尔廉率领县委、县政府干部转移至张家店、凤凰台一带坚持斗争。同期,中共舒六县委、县民主政府在霍山成立后,移住毛坦厂,先后建立了包括六安毛坦厂、东西溪两个区在人的八个区委和区民主政权。1948年1月,在毛坦厂以北、张家店以南地区,成立了中共六合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并先后建立了七个区乡政权及六合县大队。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军穷追不舍。为摆脱敌人,寻找战机,刘邓大军遂以一部向皖西展开,敌88师师部率所属62旅全部贪功冒进,孤军深入,于1947年10月8日跟踪进驻张家店(金安区),被三纵全部包围。9日黄昏发起总攻,10月凌晨结束战斗,俘敌62旅副旅长汤家辑以下4300余人,毙、伤敌副团长以下500余人,取得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下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重大胜利。在张家店战斗中,中共舒六、六安县委积极为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并动员民工2000余人、组织担架1000余副,积极救护伤员、搬运物资。
1948年初,为夺取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敌方调集33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针对这种情况,刘邓大军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在外线歼敌的策略。2月底,大军主力转出外线后,大别山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六安县、区武装在一年多时间里对国民党数十次“扫荡”、“清剿”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1948年11月,我中原解放军打响了淮海战役,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皖西三地委积极开辟新区,在原六安县境的六(安)合(肥)路、六(安)叶(家集)路以北地区重建六安县(1949年1月,改称为六北县)。1949年1月2日-4日晚,皖西军区独立旅和三分区独立团进入六安城,六安县城第二次解放。淮海战役胜利后,据守六安的国民党46师弃城而逃,皖西三分区基干一团于元月21日解放六安,六安获得了最后解放(第三次)。
六安解放后,为加强领导,皖西区党委把六合、舒六、六安三县进行了合并调整。1月25日,在六安城区建立了六安市委和市民主政府,在六安南部成立了六南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由六合县改建),在六安北部成立了六北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由六安县改建)。6月25日,根据皖北区党委的决定,统一行政区划,六安市与六南、六北两县合并为六安县,建立中共六安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分别由余光任县委书记、丁继哲任县长。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渡江前夕,刘伯承司令率领二野指挥机关进驻六安。此间,六安作为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战略基地之一,党政军民全力以赴,踊跃支前,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就迅速完成军粮2091.5万斤、渡江款25827元、柴草1220万斤、马料40万斤、香油1.7万斤、食盐6300斤、土布1100匹、军鞋36240双,往舒城运粮388.6万斤,常备民工2992名,修筑公路20里、桥梁8处,组织担架队2000多人随军支前。临时动员民工仅运输粮食、弹药和抬送伤员者就达1.3万余人,保证了大军的供给和运输。在支前的同时,六安人民还配合解放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10月,六安县境内股匪基本肃清。至此,经历30年艰苦的革命历程,六安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秘密战线上:
从丁裕茂蛋庄到中共罗管庙(地下)区委
苏 孝 龙
 
1946年初秋,六安城关北门九柺巷口,一家名叫丁裕茂蛋庄的商号在鞭炮声中开业。商号的老板是六安赫赫有名的丁家圩子的少爷丁光泉。蛋庄生意兴隆,与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业务往来频繁。谁能知道,这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在六安设立的秘密联络站,是为重建皖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秘密斗争的一个前哨据点。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处于战略要地的皖西大别山区,我党力量相当薄弱,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的六安一带,我党活动尚属空白。华东局为了摸清敌人在皖西的兵力部署和动态,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于1945年底派遣新四军七师无党派民主人士丁聘泉协同共产党员王光远(化名王益民)回家乡六安,利用丁聘泉家庭丁家圩子在六安的社会地位,以经商为掩护,筹建六安秘密联络站。
丁家圩子坐落在六安东南椿树岗(金安区椿树镇)。丁家与合肥李鸿章后裔是亲戚。丁聘泉长期住在无为县给李府经营产业。他思想开明,追求革命,1941年在无为被聘为皖江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1944年任新四军七师参事室参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丁聘泉又毅然随军北上参加革命队伍。
1945年底,丁聘泉、王光远奉命从苏北淮阴出发,押运17只盐船,溯淮河而上奔赴六安。途经蚌埠临淮关时,被流亡的国民党五河县政府关卡截住,以通共嫌疑扣押,意图夺取这批货物。丁聘泉买通看守,将其被捕消息传到六安。通过国民党六安县参议会(丁聘泉之兄丁石泉是参议员),并活动省参议会负责人甘某两番出面干预,丁、王才在1946年夏初获释。回到六安丁家圩子后,先做行庄生意,贩卖竹木纸张等山货,进行活动。不久,新四军七师的汪伯威奉命来六安,加强地下工作。汪伯威到丁家圩子与丁聘泉取得联系后,经过研究,决定在六安城内开办商号 “丁裕茂蛋庄”,并以此为掩护,建立六安联络站。1946年初秋,丁裕茂蛋庄在六安北门九柺巷开业。店号全称是大华公司上海分公司六安分组。对外佯称是给合肥李府(李鸿章后裔)经营的。商号老板是丁聘泉之弟丁光泉。王光远、汪伯威等以从业人员身份往返上海、江苏、六安间,传递情报和运送物资。在上海的接头地点是静安寺路70幢5号,联系人石头(化名)。
蛋庄经营有方,发展较快。1946年冬,又在六安城繁华的中心地带鼓楼街租用房子,设立土产公司,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搜集情报。土产公司由汪伯威负责,丁贯九(丁聘泉之侄)在土产公司当押运员。蛋庄和土产公司还深入皖西农村重要集镇苏家埠、叶集两地设立收购点和麻行,开展秘密工作。王光远曾一度主持叶集麻行工作。
1947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简称国区部),六安联络站归国区部上海工作组领导。国区部派黄银方到六安了解联络站建立和发展情况以及皖西敌情和群众生活状况。3个多月后,黄偕同王光远回山东日照县高陆村向国区部部长曾希圣汇报情况。6月,国区部又派陆啸元(原在山东任区委书记)和王光远一同到六安,加强皖西革命活动。陆啸元(化名王胡子)来后建立了丁老圩党支部,陆任书记,并在丁裕茂蛋庄担任管账先生,领导秘密联络站工作。
(二)
1947年7、8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华东部队抽调300多人组成武装工作团,随军南下,进军安徽。10月,工作团三连指导员黄银方、共产党员宣建华(化名温胡子)奉命到六安开辟工作。与陆啸元等人取得联系后,根据上级指示,在丁老圩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皖西六安罗管庙区委,机关设在丁老圩,陆啸元任区委书记,黄银方任副书记兼武装特派员,宣建华、王光远为委员,1948年6月起增加王君佚。区委属地下组织,归上海党组织领导。同时还成立了丁老圩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有梁厨子(化名)和王传兴两人,以后又发展当地人孙传淦为通讯员。罗管庙区委直接领导六安联络站和交通站的工作。区委人员都曾在联络站丁裕茂蛋庄工作过。
1947年9月,刘邓大军连续解放皖西多个县城后,主力转向其他地区。国民党派重兵驻守六安城,形势趋于紧张。六安联络站留一部分人员坚持斗争,陆啸元等同志撤到丁家圩子。不久,地下区委又决定在六安南乡双河镇上开设丁裕茂米行,由丁甘泉担任经理,陆啸元管账。自此,罗管庙区委以丁家圩子为基地,向四周开辟工作,其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孙岗、椿树岗、三十铺、双河、施家桥、张家店等乡镇。
1947年11月底,皖西三地委成立,罗管庙区委即归三地委领导,三地委还在施家桥设立交通站。罗管庙区委设在各处的联络点所收集的情报,通过丁老圩地下交通站转送施家桥交通站,再转给三地委负责人。
六安联络站和罗管庙区委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一是搜集敌人动态,向上海党组织和皖西三地委传送情报。如1948年皖西某次战斗消灭敌人1个团,就是由六安联络站提供情报的。二是筹集钱款和物资,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为部队购买武器弹药、布匹、棉花、医药用品等。三是组织秘密大会。发动农民群众。如在丁老圩及其邻近乡村建立了农会组织。四是进行策反工作,争取国民党乡政府的武装力量起义,建立党领导的秘密武装组织。到1948年冬,策反工作进展顺利,实现了思古潭、陈家河、椿树岗等17乡武装起义。解放了六安东南乡一大片地区。五是控制国民党的椿树岗乡政府,保护我人员安全过境。1947年冬,通过六安县参议长用80石大米取得了椿树岗乡政府乡长席位,区委安排丁贯九出任乡长。椿树岗乡是丁老圩所在地,又是皖西三地委活动必经之地,位置重要。丁贯九担任乡长后,签发了100多张国民党政府印制的身份证给三地委,保证我方人员安全往来。同时,给掌握敌方动态和为部队购买军火等物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南下干部江声、丁继哲等同志来六安开辟新解放区,建立中共六安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以六合县施家桥区为依托,向北发展,在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17个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区乡基层民主政府。至此,罗管庙地下区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人员并入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机构。1949年1月22日,六安全境解放,六安城回到人民手中。不久,丁裕茂蛋庄由于已经完成了革命赋予的光荣任务,结束了蛋庄生意。

 
张家店大捷
韩  梅
 
张家店位于今六安城区以南约30公里处的金安区张店镇。1947年10月上旬,这里取得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的首次大捷。
诱敌深入 包围张家店
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到达大别山后,立即实施战略展开。与此同时,蒋介石急令尾随刘邓大军南下的23个旅追过淮河,分路扑向大别山区,妄图乘我方立足未稳,寻歼我军或将我军逐出大别山。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大部兵力于豫南以求歼敌一路,9月间在商城以北、以西地区连续组织以歼敌五十八师为主要目标的3次作战,只歼敌两个团,未能实现作战意图,但吸引了敌人。
皖西之敌整编第七师、四十八师及四十六师一部等部西入鄂豫后,又从徐州调第八十八师进占庐江、桐城、舒城,并向六霍推进。刘、邓首长急令三纵:“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歼敌。”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接到命令后,率领三纵主力5个团于9月30日由商城、固始间冒雨东返,隐蔽行动,绕道山地行军,经7个昼夜,如期赶到霍山、六安之间。此时,敌八十八师师部率六十二旅贪功冒进,孤军深入,正由舒城沿舒(城)霍(山)公路向西进犯。留在皖西的三纵八旅尾随侧击,紧紧咬住敌人。为防止敌人逃跑,陈锡联立即指示各旅,抓住敌人,不必请示,即可合围歼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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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八旅二十三团在舒城以西的南官亭附近,与该敌激战数小时,给敌以杀伤后,便主动撤出战斗,诱敌深入。当日夜,纵队主力到达霍山、六安之间的与儿街地区。鉴于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处于运动中,且较孤立,三纵决心集全力歼灭该敌。确定:九旅先进至山王河、石河一线,迅速沿霍(山)舒(城)公路向东搜索前进,迎击该敌,七旅主力到舒家庙以南,其十九团到但家庙、大河厂,二十一团带电台,主力到芮草凹,一个营向六安伪装主力,侦报情况;八旅以一部阻敌于山王河以东,进一步查清敌人兵力。7日夜,敌先头部队在山王河以东遭遇三纵九旅二十五团的迎头痛击,这时敌人才察觉我方作战意图,立即折回迅速向北缩集于毛坦厂西北抱儿岭、落马岭一带,但为时已晚。三纵首长当即命令:七、八、九旅分别由北、东、西南加速向落马岭、东西河口以北山区合围该敌,务求一举歼灭;各部在执行任务中,必须机动灵活捕捉战机,积极主动协同。

8日拂晓,敌人又向北逃窜,企图摆脱其面临被歼的命运。各部队发现敌人逃窜,按照已定意图,积极追击敌人。九旅旅长童国贵亲率二十六团和二十七团两个营取捷径向北追击,各级指挥员都在先头行进,亲自侦察,判断敌情,勘察道路。八旅先头部队跟踪追击,死死咬住敌人,多次打垮小股敌人的阻击,其余部队相继到达张家店东南外围。8日黄昏,敌人全部收缩到张家店。24时,九旅二十六团在马长岗捕捉敌人哨兵,查明敌人全部猬集在张家店,当即占领295高地,向敌开火;二十七团迅速逼近韩家畈。与此同时,七旅旅长赵兰田率二十团从北面与敌接触。赵、童两旅长共同商量后,决心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以仅有的兵力,大胆实施包围,坚决歼灭敌人,随后一面部署兵力,一面向纵队首长报告。七旅二十团的轻装部队迂回至张家店东、北两方,在敌人北逃的必经之路上展开阻击。
9日拂晓,敌人企图从二十团阵地打开缺口,夺路逃向六安。最初是几个连分向几处攻击,继而又以两个营至四个营的兵力在山炮和十几门迫击炮火力掩护下连续猛扑。二十团的战士们奋勇出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突围,最后把仅有的预备队团特务连和旅的侦察连也用上去反冲击。这时位于西、南两面的二十六团从侧翼向敌猛烈进攻,积极支援二十团作战,使敌人首尾受击。15时,敌人倾全力作最后的挣扎向北突围。七旅二十团和九旅二十六团密切协同、奋力夹击,将敌压回张家店。与此同时,三纵郑国仲副司令员、马忠全旅长率领八旅在朱家冲、聚龙庵一线实施攻击后,于9日下午在张家店以东展开,九旅后续部队也迅速赶到,将敌人团团包围在张家店。
速战速决 张家店歼灭战
张家店是一个东西走向、长约一华里的小集镇,当时仅有二百多户居民,住房大多数是泥墙草顶。居民和商人见国民党军闯来,除年迈老人外,几乎全部逃避一空。敌八十八师以善于防守、重视训练著称,抗日战争时期该部曾成功守卫长沙,在优势日军进攻下坚守衡阳40多天。此时敌人一进张家店,随即据房为营,赶筑工事。他们利用镇周围广布的池塘、水田和土丘山冈修筑了外围工事;各要道又立桩布寨,挖掘堑壕,踞守的民房都挖有两到数层的枪眼可以互相支援,很快就构成层层道道的防御工事。敌人的指挥部设在镇西北的一个庙里。
根据敌人防御情况,为了迅速歼灭该敌,纵队决定:以九旅由西南面对张家店实施主攻,七旅由北,八旅由东、东南实施攻击。战斗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肃清外围,第二阶段发起总攻。
9日19时,开始肃清外围。部队虽经连续行军追击、极度疲劳,但干部战士仍斗志高昂。七旅二十团一举夺取了镇北小河外的居民点,并派出一个营冲过小河,占领了附近的制高点。九旅二十七团占领了韩家畈。八旅二十二团夺取了张家店以东之胡家祠堂,其他各团亦迅速逼近张家店之前沿阵地。当夜20时,敌外围据点基本被扫清。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22时,三纵向敌人发起总攻。先以九旅和纵队配属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射向镇内,密集而准确的炮火迅速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系。10日1时许,我军化学臼炮击中敌师指挥所,引燃了村内草房,风助火威,整个张家店顿时变成火海,敌阵大乱。我各攻击部队趋势发起猛攻,九旅二十七团首先从南面突破,七旅从北面攻入村内,一部敌人向东突围逃窜,被八旅部队歼灭。突入镇内的部队一面奋勇歼敌,一面协助群众救火。敌人有的被歼,有的投降。战至10日拂晓,除敌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带少数亲信化装逃跑外,其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副团长以下500余人,俘敌六十二旅副旅长汤家楫以下43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15门、小炮26门、机枪70余挺、步枪1500余支。
堵截援敌 槐树岗阻击战
张家店战役即将打响时,考虑到盘踞六安的国民党四十六师很可能会驰援,三纵首长命令七旅派出一个团迅速前往中店槐树岗一带阻击,七旅旅长赵兰田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二十一团。为了联系方便,还给二十一团配备了一部电台。
槐树岗距六安城区仅10多公里,距张家店约20公里,是六安通往张家店的必经之地。七旅二十一团进入阵地后,立即在大路两侧的小山坡上构筑简易的防守工事。果然张家店的敌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很快向六安守敌四十六师求援了。白崇禧为了救张家店,从四十六师抽出3个团的援兵,然而三纵早已在槐树岗布下了铜墙铁壁。
敌人终于来了,200米,100米,直到敌军帽子上的标志都看得清楚了,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一下就撂倒了几十个。敌人爬着滚着,乱哄哄地退了下去。敌人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不久,又用猛烈的火力,轰击我方阵地,随后第二次冲锋又开始了。就这样,一天之内连续发起了五次进攻,每次都被我方英勇顽强地阻击了回去。第二天,天刚破晓,张家店方向就传来了隐隐的枪声。与此同时,敌四十六师也开始了新的攻击。敌人居然派出飞机来支援,疯狂地投下一枚枚重磅炮弹,同时伴以密集的炮火。一时间阵地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二十一团的战士们面对黑压压的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这时敌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声嘶力竭地频频向四十六师呼救。敌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甚至连起码的保密规则也不顾,竟用明语在电台上呼救起来,要求四十六师“赶快靠拢,救兄弟一把”。白崇禧也接二连三地督促四十六师立即向八十八师靠拢。
正午时分,敌人发起了更凶猛的进攻。这一次他们居然突破了二十一团右翼阵地,一小股敌人甚至冲到了二十一团指挥所附近,把我方电台的天线杆子都打断了。情况十分危急,战士们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殊死搏斗。战士们有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敌人的攻势被迫减弱了下来。敌人向来很怕夜战,当晚,战士们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主动出击。一夜间,阵地上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10月10日清晨,传来了喜讯:“张家店歼灭战已经结束,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被全歼……”战士们一片欢腾。三天来,敌人前进只不过10里,二十一团发扬了以少胜多、英勇顽强的精神,经持续3昼夜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把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阻击在距张家店仅仅15公里的中店地区,圆满完成了任务。
张家店战斗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这次大捷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振奋了军心、民心。中共中央和中原军区都发了专电祝贺。

 
六安城头红旗飘
尔 明
 
千年古城六安是皖西重镇,进出大别山的一大门户,历来有重兵把守。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先后三次攻进六安,终使革命红旗高高飘扬在六安城头。
首进六安筹冬装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长期盘踞六安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主力西进大别山,参与围堵刘邓大军的作战行动,城内守备空虚。
9月1日,刘邓大军第三纵队九旅二十六团连夜向六安进击,抵达城郊,了解到守敌只有保安团4个中队,决定立即渡过淠河,迅速歼灭守敌。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二十六团于次日清晨攻占六安,俘敌百余名,缴获大批枪械、物资,其中子弹40万发、粮食50万斤。2日晚,该团五连又在城北十里桥歼敌四十六师回援部队一部,俘敌40余人。跟随九旅行动的太行一分区南下干部队80多人也于9月2日进城,下午接刘、邓首长电令,干部队留驻六安城组建县政府。当晚,他们进驻原国民党县政府机关,成立中共六安县委和六安县民主政府,书记李延泽、县长宋尔廉立即开始办公。
六安人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也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与纪律,因而刘邓大军进城时受到热烈欢迎,商店照常营业,许多人家门上墙上写了“欢迎解放军”、“解放军是大救星”等标语。人们端茶送水,还有的摆上桌子,放上点心、纸烟等,指战员们很受感动。在南下干部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古城,街道狭小,石条铺路,中间显露出一条由独轮车轮压出的深沟,留下了岁月悠悠的印痕。
3日一早,“六安县人民民主政府”的大牌挂起来了,各重要街口也张贴了安民告示。县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仓分粮,并派人把粮食送到年老、体弱、胆小没去领粮的贫苦市民家里。群众奔走相告:“老红军又回来了!”当时九旅主力在城外与敌对峙,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不时发生战斗,但城内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进行,城郊农民也挑担到城里做生意。三纵首长陈锡联、曾绍山还专门进城视察,并在京戏院看了演出。陈锡联把六安比作太行山老解放区的邢台市,可见他对六安城的重视与评价之高。
解放军指战员和南下干部在城关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开展统战工作,调查了解人口、物产资源、工商业等各方面情况,又从六安商会拿到商号底册,摸清了城关大小六七百家商号情况。县政府根据保护中小工商业、合理负担的原则,按一定比例缴纳的方法,拟出筹措钱款和棉花布匹的负担方案。在新新戏院召开的全城商人大会上,商人们对政府拟定的各家负担份额都认可,并在两三天内就交清了所有配额款物,解决了三纵队制作冬装所需的原料。9月15日,九旅主力西进商城,县民主政府撤出城关,告慰市民:“我们一定会回来!”并告诫敌军不得借机报复群众。
再进六安稳民心
1949年1月1日晚9时,皖西军区司令部急电军区独立团:“驻六安城内之敌正规军,已大部向合肥、舒城方向撤走,仅留土顽千余人。我皖西独立旅明晨进攻六安,命你团明日在六安东十里头到二十铺一带布防,以阻击可能来自合肥的援敌。”
团长储鸣谷接电后即率独立团夜行军110华里路,于次日晨5时许到达先生店,随后击溃六安自卫团杨蓬山部的抵抗,到下午3时占领东十里头一带高地。当晚,他和团政委刘伟进城后,皖西三专署专员霍衣茹和三分区副司令员吴先洪告诉他们:今天独立旅到六安南郊时,守敌稍加抵抗即向北逃窜,独立旅猛烈追击,在北外菜市湾歼敌一部。但中原军区来电说,明日有敌人4个团分别从合肥、舒城来犯六安,命我们连夜撤出六安,向霍山方向转移。城内凡欢迎我们的人和为我们做过工作的人,尽量动员他们随我们一道转移,尤其要通知一向拥护革命的六安中学校长胡苏明等人。
夜10点半,胡苏明动员六安中学的师生员工185人,背着被包整齐地站在大礼堂门口,然后由北外赶到云路广场集中。这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行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霍专员亲自带着他们转移,并要独立团派两个连在前后护送。3日中午,他们安全到达根据地毛坦厂。
3日早晨,三分区首长撤到樊通桥时,三地委书记兼三分区政委马芳庭说:在我们撤出六安后到敌人进城前,如果土匪乘这段空隙到城里抢劫老百姓,我们就对不起六安人民。储鸣谷说立即带少数部队进城去维护秩序。三地委副书记兼分区副政委唐晓光也带着4个警卫员一道向六安进发。他们走到三里店时,皖西独立旅旅长马忠全也要进城,于是各团负责人和三个排武装也跟着从南门进城。他们登上鼓楼,察看城内外动静后,沿大街去北门,上了北门城墙头。唐晓光在抗战初期曾任六安县长,许多群众认识他。他应大家的要求向围上来的群众发表讲话:“六安城已经解放,六安城属于人民。现在敌人就要来了,这是他们最后的垂死挣扎。我们不是不打他,而是要找个有利的地形,就像你们做生意要找个好市口一样。如果在城里打,损失的都是人民,所以我们先撤出城,找机会消灭他们。你们放心,我们马上就要回来的!”老百姓听了奔走相告,紧张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大别山下的明珠                                        红色土地  光荣历史
敌人从东、北两方开来,离城只有三里路了,而从北门撤到南门也有三里路。储鸣谷立即命一个排跑步向东门展开掩护,其余部队护送首长赶快出城。敌人的炮弹在撤退队伍的前后,有一股敌人从小华山追到樊通桥以南的宝峰寺,被阻击部队打退。

红旗长飘六安城
1949年1月16日,敌四十六师及其最后一批辎重撤离六安。21日零时,国民党六安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游铨和六安县长李寿林接省府密电:“限六安地方政府于21日凌晨弃城南迁,到安庆集结待命。”顿时,守敌像炸了窝的马蜂乱哄哄一片,有些兵痞乘机抢劫、勒索一番,找些值钱的东西带着。仅仅两个小时,敌六安专署及保安团、六安县府及自卫团等机关和地方武装,便急急如丧家之犬,慌忙撤出了六安,摸黑赶往椿树、山南馆。
21日8时,皖西三分区基干一团首先进入六安。从此,红旗高高飘扬在六安城头,六安永久回到人民手里。随后的几天里,中共皖西区党委、皖西行署、军区及皖西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的领导机关,分别从舒六县的晓天、毛坦厂等地移驻六安城,警卫部队、军区独立团、三分区基干第三团、公安武装也陆续进驻六安。六安成为人民皖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为加强城市工作,区党委决定以六安城关为中心,成立六安市。1月25日,六安市委、六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赵锦章任书记,林杰任市长。当天,六安大街上红旗招展,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别山文工团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上街游行庆祝,还表演了腰鼓、秧歌、话剧等节目。欢声笑语,充满了街头巷尾。六安军管会和市政府一面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一面接管城市,加强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
1949年5月,中共六安地委、六安行署、六安军分区在六安成立。6月,六北县、六南县、六安市合并为六安县。至此,六安地委领导六安、寿县、霍邱、舒城、金寨、霍山6县工作,继续以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剿灭残匪、支援前线为主要工作。全区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政权巩固,城乡经济开始恢复,以各项优异成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四、英雄热土  将军故乡
 
六安是革命老区,是全国九大将军县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六安人民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牺牲了近13万人。八十年代《安徽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六安县分册)载入的革命烈士有4836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烈士有180余人。其中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六霍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狷之;智勇双全的红28军82师政委方永乐;被刘帅称为“正派的好同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黄正平;壮烈就义于雨花台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黄人祥;血战河西走廊的红30军89师师长邵烈坤等等。
在血与火的岁月里,英雄的六安儿女坚信革命必胜,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演绎了一幕幕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周狷之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高诵着“头颅抛千斛,风雨撼孤舟,宁为革命死,不作阶下囚”从容就义。六霍赤卫师师长车厚桥被捕后,在押往六安的途中高喊:“不投降,不自首,不叛党!”凶残的敌人把他钉死在六安城北门上,临刑还高呼“共产党万岁!”实现了他“为实现中华苏堆埃而奋斗终身”的誓言。中共六霍县委委员、冇牛岗暴动领导人汪孝芝遭敌追捕,草皮塘井上庄村群众将她藏了起来,敌人抓不到汪孝芝恼羞成怒,要把井上庄烧光、杀尽。正当敌人要下毒手时,汪孝芝从容地走出草堆,大吼道:“我就在这里,不许动乡亲们!”,为了保护群众光荣牺牲。六安县赤卫军司令毛正初在打入徐集民团做兵运工作时,为保证武装起义成功,大义灭亲。亲自处决了给反动县衙门通风报信的哥哥毛占魁。县委书记邹同礽在途径流波幢时,遇日军飞机轰炸,为掩护群众撤退,与其妻及幼女同时被炸成重伤仍不下火线,坚持指挥群众,一家三口全部牺牲。先烈们的鲜血染红了六安大地,他们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大别山下的明珠                                        英雄热土  将军故乡
六安还有一大批在革命历程中身经百战的英雄志士,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1964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革命军人就有34位,六安为此被命名为全国九大将军县之一,成为将军的故乡。这34位将军是中将梁从学,少将王海清(今金安区人)、王德贵、吕仁礼、刘善福、齐勇、关盛志、孙仪之、杜彪、李发、李书全(今金安区人)、李世安、李国厚、杨中行、杨以山、杨植亭、吴宗先、吴瑞山、何柱成、余品轩、张忠、张宜爱、张震东、查玉升、赵俊、桂绍彬、徐光友、徐国夫、高先贵、涂学忠、黄仁廷、程业棠、傅春早、潘峰。他们是我党、我军的光荣,更是六安人民的骄傲。


 
英年早逝  为党献身
——储克盛传略
苏 孝 龙
 
1928年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六安东河口镇关帝庙万年台举行。从六安来的秘密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当地农民100多人,冲破重重阻力,沉痛悼念为革命事业英年早逝的中共六安特别区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特别区委员会委员储克盛同志。人们深切地怀念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六安党组织的创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储克盛同志把青春献给党的事业,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进。
(一)
储克盛,原名储德,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人。1907年农历六月出生于一个地主豪绅家庭。其父储华峰,任九保联总之职。家有瓦房70余间,每年收租稻七八百石。克盛为家中长子,下有一弟二妹。储克盛幼年在家乡私塾就读。随后,考入当时较有名气的舒城广城中学。克盛年幼时喜与家中长工接近,同情劳苦农民,对于人压迫人的现象颇为反感。每逢学校开学时,其父都派轿送他赴校,克盛总是在离开家门后就下轿步行,不让抬送。到校后,让轿夫返家。
1924年克盛在广城中学毕业,随同乡进步青年胡浩川、胡苏明去芜湖,入新民中学求学。芜湖当时是安徽重要商埠,经济文化繁荣,也是我党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新民中学又是一所进步学校,校内党团组织活跃。克盛在新民中学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渴求进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热情勇敢,精明强干,在青年中威信很高,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明中学教员胡浩川曾写信给克盛的三叔储后麈,赞扬克盛“不特为君家之千里驹,且为吾出类拔萃之麟凤”。
1926年暑假时,储克盛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宣传革命,组织农会。他在自家村庄后面的山岗上悬挂红旗,召集群众开会,参加者多达百人。克盛勇于革自己地主家庭之命,多次动员其父不要收租收课,将土地和瓦房分给贫苦农民,自家留少数田亩自耕自食,盖几间草屋够家人居住足矣。结果,遭到其父斥责和痛骂。从此,父子关系恶化。克盛曾警告其父:“你不听我的话,总有一天我要将房屋烧尽。”
(二)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北伐进驻六安,军长柏文蔚曾通电反蒋,且与共产党关系较好。一些共产党员策动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了国民党六安临时县党部。形势对革命有利。此时,储克盛从芜湖回到六安,临时负责六安党的联络工作。他发展了高白明、朱孟仁等人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布置高、朱到南官亭筹建国民党区分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进行革命活动。
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右派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共产党员胡苏明、毛正初、吴岱新等人相继从外地回到六安家乡开展工作。7月底,储克盛从芜湖带回中共安徽省临委关于建立中共六安特别区委员会的指示。8月,在六安城关西门外的紫竹林小庙里,召开党员会议。会上,宣布省临委关于成立中共六安特别区委员会(代号陆平)的决定及其成员名单。“区委为胡苏明、周狷之、储克盛三人”,胡苏明任书记,储克盛任组织委员兼交诵员,周狷之任民运委员。中共六安特区委领导六安、霍山、霍邱、合肥4县党的工作。这次会上,还成立了共青团六安特别区支部(代号陆富英),施新民任书记,储克盛为委员。会议决定党团员分别到城乡进行隐蔽活动,扎根工农群众之中。中共六安特区委的成立,标志着六安从此有了党的领导核心。
储克盛同胡苏明、周狷之等人一起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紧紧抓住蒋介石还未插手皖西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首先,利用柏文蔚与蒋介石的矛盾,利用中共和柏文蔚及其部下的老关系,争取驻皖西的三十三军中立,从而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再者,胡苏明、储克盛、周狷之等人通过各种关系,争取改组国民党六安临时县党部,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以取得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在三十三军和县党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积极配合。结果,国民党六安临时县党部发表了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改组宣言。通过选举,正式成立的国民党六安县党部,书记长由胡苏明担任,周狷之等任委员,一些共产党员出任各部部长,革命势力占主导地位。胡苏明、储克盛、周狷之等人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一师政治部联合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处决了杀害革命者的凶手、县衙门差头邓宏发和匪首王寿廷,惩办了县商会会长王筱村、劝学所所长王敬山、土豪劣绅董复初、高子舞等反动头面人物,伸张了正义,打开了局面。储克盛还参与领导了六安城关黄烟工人45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工人阶级向资本家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储克盛除参加六安城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工作之外,还具体负责六安南乡农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同年9月,储克盛在东西两河口一带发展党员7人,建立了毛坦厂党支部,其弟储克明任支部书记。在毛坦厂、李家冲、朱砂冲等地储克盛组织劳农联盟(后为农协),任负责人,发展会员200余人,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债斗争,吸收其中优秀分子入党,为武装暴动作准备。10 月,全县先后在苏家埠、毛坦厂、河西等地建立党支部3个,中共党员有44人。是年八九月间,六安城乡革命斗争获得了蓬勃发展,是中共六安特区委胡苏明、储克盛、周狷之等坚持正确方针的结果。
(三)
1927年9月底,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被调离六安,国民党省党部清党委员毛子敬等人来六安进行“清党”,白色恐怖严重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储克盛同胡苏明、周狷之等人研究决定除留少数没暴露身份的党员坚持城区斗争外,大部分同志撤往农村,以合法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中共六安特区委撤出城区不久,在苏家埠黄莲寺召开会议,汇报各地情况,研究活动措施。并由储克盛将六安情况向中共安徽省临委回报。储克盛从省临委回来后,在胡苏明家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省临委关于立即组织暴动的指示。在讨论中意见分歧,大多数同志认为六安目前革命力量薄弱,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不能立即暴动。会后,胡苏明亲自写报告给安徽省临委,请求改变决定,暂缓暴动。同时,组织党员分赴各地,积极创造暴动条件。到10月底,安徽省临委仍坚持要六安立即暴动。中共六安特区委被迫在组织上表示服从,但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抵制了安徽省临委这一“左”倾盲动的决定,避免了一场无谓的牺牲。
1927年11月,中共皖中特委书记周范文来到六安,在白浒圩召开党团员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宣布撤销胡苏明职务,周范文兼任中共六安特区委书记。会后,组织党员向群众进一步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会后储克盛返回六安南乡,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宣传发动工作。
储克盛因长期劳累过度,原患痨病病情加重,于1928年1月不幸逝世,时年21岁。

 
中华女英烈
——汪孝芝传略
李 永 德
 
在皖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涌现出多少仁人志士!丰乐河岸边的女英烈、冇牛岗起义领导人汪孝芝,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汪孝芝,又名汪林务,1890年底出生于舒城晓天猫儿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靠父亲挖草药为生,从小无人照应,便跟着爸爸上山挖草药。年幼时,在人家里做过童养媳,因忍受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16岁那年,逃离婆家,流落到六安(今金安区)埠塔寺一带,靠讨饭为生。因她懂得一些中草药治病知识,为当地老百姓治好不少病,受到群众的赞赏,大家都褒称她“仙姑”。她为六安施家桥草皮塘豪坤郭祥斋的母亲治愈了多年不愈的疑难杂症,郭母认她为干女儿,并给她盖了房子,拨给五六石田地,雇人帮她耕种。不久,人面兽心的郭祥斋乘机霸占了她,使她再次沦入黑暗的笼罩。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黄麻起义后,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六安、舒城边界地区建立党群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六安少共团员高伯民、马霖等人,在六安南官亭一带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当时的草皮塘窑厂有窑工近百人,人员集中是发展党群组织十分有利的条件。党组织了解到汪孝芝出身贫寒,乐于助人,为群众治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便派高伯民、马霖去井上庄做汪孝芝思想工作,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汪孝芝懂得了革命道理,于1929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汪孝芝暗地发展窑工和贫苦农民加入党组织和农协会。不久,草皮塘党小组成立,她担任党小组长。1930年党小组扩建为支部,她担任党支部书记。

大别山下的明珠                                        英雄热土  将军故乡
汪孝芝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她行医和地方豪坤干亲的身份,日夜奔走在丰乐河两岸,深入窑场工棚和农户,与窑工和农民促膝谈心,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经过她的艰苦而细致的发动,仅仅几个月,六安的埠塔寺、九十铺、张家店、施家桥、陈家河和舒城的张母桥、干汊河、下五显一带都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

六安的埠塔寺、草皮塘、冇牛岗等地的农民和窑工几乎都是农协会员,舒城的张母桥等几处就有农协会员四百多人,连当地的小学教师、手工业工人和小商小贩都被争取加入农民协会。皖西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实际需要,汪孝芝的家被上级党组织确定为苏区与外地联络的一个交通联络站。苏区派人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或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的同志,不少人取道思古潭,经过汪孝芝的家,再化装成江湖艺人或小商小贩,在这个秘密交通站接头、聚会。为了安全起见,汪孝芝买来叫鸟八哥,经过精心驯养,起到了放哨报信的作用。
1931年5月,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六霍县委,负责领导六安、霍山、舒城的白区工作,潘臣被推选为县委书记,汪孝芝被推选为县委委员。从此,她肩上的担子重了,工作也更加努力。汪孝芝在新的形势面前,开始学习军事知识,苦练射击本领。在此期间,皖西北特委常委吴宝才带领一支游击队活动在六舒边界,汪孝芝组织农协会员主动配合,先后袭击了张母桥等地,镇压了反动保长,击溃了“铲共队”,打击了反动势力。
在斗争的实践中,汪孝芝越来越成熟了。1931年农历正月十五夜,六霍县委在六家岭的陈久洪庄子召开各乡赤卫队会议,散会已是鸡叫三更。六霍县委委员李少佰散会后,去表叔家吃饭,不幸被九十铺铲共队长刘敬之逮捕,押到双河镇。敌人费尽心机,软硬兼施,想从李少佰口中得到地下共产党的情况。他守口如瓶,宁死不讲,敌人毫无所获,气急败坏,将他押到冇牛岗的观音庵杀害。当乡亲们见到李少佰遗体后,个个义愤填膺,要求活捉铲共队长刘敬之,为李少佰报仇。李少佰是汪孝芝首批发展的农协会员、共产党员,如今战友牺牲,何尝不想为战友报仇雪恨呢?她强压怒火,告诫大家不要感情用事,要选择好时机,做好举行武装暴动的准备,为烈士报仇。
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东征皖西,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两个旅六千多人围困在苏家埠一带。为了支援苏家埠战役,牵制地方反动势力,皖西北道委指示六霍县委,由汪孝芝具体领导组织,在冇牛岗一带组织农民暴动。
4月25日,在县委特务队的密切配合下,冇牛岗举行了武装暴动。当天天还没亮,她就起身转遍几个庄子,看看饭菜、茶水等后勤工作安排情况。她和宋指导员登上高坡,眺望四方,地平线上已托起一轮红日,驱散晨雾。汪孝芝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一面红旗正穿过松林草地,向冇牛岗飘来。草皮塘、埠塔寺赤卫队队员们有的扛着长矛、钢锥、铁叉,有的握着大刀、斧头,神气十足地开来了;九十铺、陈家河、施家桥的赤卫队相继从东边、西边、北边开来。四个支队刚汇合,南边的张母桥赤卫队也扛着红旗,参加冇牛岗暴动。

大别山下的明珠                                        英雄热土  将军故乡
为了确保冇牛岗武装起义胜利,中共皖西北道委立即拨给120支钢枪,由储德胜率领特务队,带着钢枪与汪孝芝会合。根据上级指示,汪孝芝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六安二区苏堆埃政府,将起义武装改编为六霍游击大队。正在开会时,突然枪声四起,铲共队长刘敬之带着500多个地主武装从三面包围上来。汪孝芝当机立断,一面命令邵正宏带人把数十面红旗插遍冇牛岗迷惑敌人,一面由宋指导员指挥特务队员和200多赤卫队员,集中火力,掩护群众突围。敌人见漫山遍野红旗飘扬,不敢贸然行动,只是乱喊乱叫。宋指导员见西南方敌军较弱,集中火力打开缺口,汪孝芝乘机带群众冲出重围。敌人死盯特务队和赤卫队员不放。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特务队和赤卫队员勇猛地与敌人拼杀,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敌人气急败坏,纵火焚烧沿途十几里路数百户人家。敌人集中兵力将我特务队员围在小山包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指导员带着几颗手榴弹,手握盒子枪,纵身跳上小坟包,命令:“同志们,我掩护,你们赶快撤下去”。说罢,瞄准敌人,扔下几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把接近我军的敌人压了下去。接着又向敌人连发数枪,吸引敌人的火力。特务队和赤卫队员趁势冲出了包围圈,安全地转移了,但是宋指导员因掩护大家转移却壮烈牺牲了。

安全转移的特务队和赤卫队员与汪孝芝率领的部队会合后,沉重地打击了月牙塘一带的敌人,连续缴了张大院、丁家圩、思古潭等地主武装,镇压了地主恶霸和反动分子,没收了地主恶霸的银元、粮食和布匹。至此,几经周折的冇牛岗武装暴动取得了胜利。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9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汪孝芝带着参军的青年、红军家属和农协会员数百人去麻埠参加主力红军,途中遭敌人堵截,部分同志冲破封锁,追上西行的红军部队,剩下的由汪孝芝带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4月21日夜间,汪孝芝参加特支党员代表大会后,来到井上庄孙正贵家里,准备找有关同志研究工作,不料,被隔壁的地痞周则友知道,向国民党乡长陈久龙告密。次日,陈带30多匪兵包围了井上庄,将正在耕田的孙正贵抓去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汪孝芝的下落,遭到了孙正贵的拒绝。陈匪恼羞成怒,狂叫如交不出汪孝芝,要把这一带杀个鸡犬不留,烧个草木不剩。正当敌人要下毒手、乡亲们要遭祸殃时,只听晴空霹雳般的声音——“不许动乡亲们一根毫毛!”汪孝芝庄重从容地出现在敌人面前,目光横扫了一下身边的匪徒,返身走进彭光奎家梳头、洗脸,然后转身来到庄前,凝望着她多年生活战斗的村庄,默默地向乡亲们告别。当天被敌人押到张家店,次日,汪孝芝慷慨就义。消息传遍丰乐河两岸,周围的群众久久沉浸于悲哀之中。
汪孝芝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唯一的女性武装起义领导人。她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华英烈大辞典》、《中华女英烈》等图书文献,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冷眉对顽敌夫妇双英烈
——柯天来、胡传发烈士传略
蔡 继 煌
 
1932年农历5月19日上午,六安县东椿树岗集镇边的土路上,一队匪兵蜂拥着中共党员、思古潭农会、妇联负责人柯天来、胡传发夫妇向刑场走去……
柯天来烈士,1901年出生于六安县东南思古潭街西的一个贫苦人家。其父柯秀明除租种地主一石三斗田外,长年累月在街上挑卖吃水来养家糊口。烈士兄妹四人,天来居长。从小跟随母亲东奔西跑讨米要饭,九岁起就帮人家放牛、种田。胡传发烈士1902年生,其父胡本玉原是双庙店井凹庄的一个佃农,被地主抽佃后,搬到思古潭街后,租借地主家猪行的一间茅棚栖身。共同的苦难生涯,使邻里似亲家。传发的母亲早年病故,其弟传家随父在外帮工,传发一人在家孤苦伶仃,十二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柯家寄养。穷困的生活把天来、传发这两个苦孩子系在了一棵藤蔓上,当他俩十七、八岁时,遵父母之命,拜过天地,结成了终身伴侣。
1929年秋,共产党员杨天球(又名王维臣)受组织派遣来到思古潭开展地下工作。通过要饭、求宿等方式,几次接触以后,天球成了柯家的常客,在交谈中,以浅显的道理激发天来与传发的阶级感情,使他俩懂得要想过好日子,必须广大贫苦人组织起来。不久,夫妇俩加入了农民协会,传发还参加了妇女协会。这以后,杨天球根据柯天来忠厚老实、力大胆壮、能吃苦的特点,叫他担任秘密交通员,时常趁黑夜运送传单、标语和信件,每当夜幕来临,天来同志要么到苏家埠或淠河西去挑运传单、接送情报;要么去九十铺、舒城散发传单、贴标语,夜来夜去,一夜间往返路程不是八十就是一百,甚至百里开外。传发少年时期的遭遇,使她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爽直善言的性格。加入妇协以后,她经常装扮成扒虾、拾柴的样子,走东家串西庄,有时还歇宿在别人家中,与姑娘、媳妇们谈心,教唱革命歌谣,宣传革命道理,发动他们加入农协、妇协。由于夫妇俩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家中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女无暇照顾,两个男孩满头秃疮,邻居送来单方,也未给孩子涂洗。传发同志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革命热情很高。一次,妇协会员邬祖芳没有参加会议,传发了解到是因其婆母反对、孩子拖腿而思想动摇,就四次登门,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这位苦大仇深的少妇成了妇协会中骨干分子。经过一个冬春的发动,在天来、传发的带动下,邬祖芳、崔自清、姚华英、项大珍、高耀山、李和兆、涂圣祥等五十多人参加了思古潭农协、妇协,特别是柯、胡两家的男女老少均参加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柯天来担任了思古潭农会的领导人。在1929年冬,思古潭、青龙庵两个妇女小组合并成立思古潭妇协会,在青龙庵召开的成立大会上,胡传发同志被选为妇协会主席。1930年春,经杨天球介绍,柯天来、胡传发夫妇均被接收为中共六安东特支组织成员。从此,这对相依为命的苦难夫妇,在革命的征途上相互勉励,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更加勤奋地工作。
思古潭位于丰乐河上游,出产稻谷,三河、桃溪等镇的米商经常乘船来此收购。1930年前后,由于天旱,收成大减,粮荒严重,地主勾结奸商趁机哄抬米价,思古潭河下常停放船只,筑坝蓄水,从水路把粮食运出。在东特支的领导下,思古潭农协经常组织会员在夜晚秘密的破坝放水、凿通船底,使船只搁浅,粮食不得外流。
1930年冬,传发同志到青龙庵、狮地、昭庆寺等地做群众工作,得知宣郢大地主刘清黎要把屯积团仓的稻谷高价出售到外地,连忙把消息告诉组织。东特支立即研究决定:发动周围各乡农协会员武装扒粮。柯天来、胡传发和郑清堂、黄方烈等农协领导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讨论了扒粮的具体方案:在刘清黎堂未开仓之前,发动五十铺、青龙庵、狮地、昭庆寺等地的农协、妇协会员,在约定时间,以火为号,每人带一担稻萝去团仓扒粮。1930年冬的一天夜里,团仓周围灯火通明,映红了半边天,思古潭小河东西人声鼎沸,宣郢周围的阡陌小道人如穿梭,一夜之间扒走了全仓一千七百多石粮食。于此同时,还扒了当铺圩吕兴符家的一口仓、昭庆寺伪县参议员臧开甲家的一口仓、丁老圩家的一口仓。通过这场扒粮斗争的锻炼,思古潭一带农协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活动半公开化,“打倒恶霸地主”的标语经常出现在思古潭街头,并成立了儿童团,团部设在晁家义仓内。
农协活动的兴起,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嫉视。部分活动频繁、身份有可能暴露的东特支领导成员,根据组织的通知,暂时撤至淠河西岸的苏区工作。1931年夏,柯天来、胡传发夫妇也搬至二、三十里外双庙店陈乌龟庄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双庙店农村组织成立了。自从搬家之后,夫妻俩经常在外,有时一连月余不归,家中有天来同志的小弟弟柯天发带三个孩子,生活靠二弟柯天友去接济。
1930年秋犁板田时,六安东乡的自卫团长苗观涛带领团丁把思古潭农协会员王宗秀逮捕。消息传开,农协会员一千余人聚集青龙庵要求劫案。柯天来、胡传发和中共六霍县委委员杨天球等在考虑敌我双方力量之后,觉得暴动时机尚不成熟,一面叫各处农协会员回去隐蔽待命,一面由天来同志把有关文件等秘密材料送往苏区,并予回报请示。三天后,天来从河西苏区返回,传达了上级同意他们意见的指示,使思古潭地区的农协组织没有受到损失。
要和武装的敌人进行斗争,广大农协会员深深认识到必须要把自己武装起来。柯天来利用亲友关系摸清了舒城县孔小集伪联防局的内部情况,经组织研究,准备奇袭孔小集,缴获联防局枪支。1930年除夕夜,杨天球、天来夫妇与内弟胡传家率领闻讯赶来的六霍赤卫队二、三十名战士和部分农协骨干会员,连夜急奔孔小集。这时,伪联防局大部分人员都回家过年,天来等人化装成打鱼的,趁其不备冲入局子缴了敌人十多支枪和部分弹药。在返回的途中,又缴了地主管油坊的几支枪。一夜奔走战斗百多里,天亮前到达思古潭附近的地下交通站站长吴老六的庄子,准备休息片刻,然后乘胜一举拿下孙岗、思古潭的伪联防局。不料,思古潭的伪联防局头子曹五洲带兵出来“清乡”,清晨相遇在吴庄,赤卫队员给敌以突然袭击,敌人溃退思古潭。但由于武装暴露,战机已失,赤卫队迅速撤离思古潭,经五十铺返回西山。
1932年3月22日拂晓,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东渡淠河,揭开了举世闻名的苏家埠四十八天战役的帷幕。当主力红军“围点打援”时,中共皖西北道委、六安县委、六霍县委为确保这次红四方面军东征取得彻底胜利,纷纷提出: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在六霍县委的领导下,思古潭地区的农协也积极行动起来,天来、传发夫妇率领农协、妇协会员,组织挑粮队、担架队、洗衣组开赴苏家埠一带,支援红军作战。
5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六安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苏家埠四十八天战役取得了全胜。红军东征大捷鼓舞了皖西人民的革命斗志,皖西北道委曾指示,为了配合主力红军东征,各县凡是有条件进行暴动的地方,应立即进行武装暴动。5月14日,天来同志根据六霍县委的指示,在与许小河农协负责人许本金接头联系后,和传发同志一起在青龙庵秘密召开思古潭乡农协会议,进行暴动前的动员。翌日晨,天来、传发率领起义农友奔赴昭庆寺集合。六霍县委委员朱祥乐对起义农友讲了革命斗争的形势和这次暴动的任务,紧接着许本金宣布武装暴动的纪律和人员编队方案。参加暴动的数百名农友迅速按中年、青年、少年分成三个队,手执大刀、长矛等武器,高擎红旗,打开庙门,向西南方疾进。途经思古潭时,活捉乡联保主任黄华轩和两名钱粮差。然后,直奔张家店与冇牛岗暴动后成立的六霍游击大队会合。紧接着,向驻扎张家店的李祝三反共大队发起了猛攻。当日,起义军胜利占领张家店镇。5月16日,在张家店召开了庆功大会,镇压了黄华轩等,宣布成立六霍县苏维埃政府,红二区、十区苏维埃政府。桑德保任区苏维埃主席。
政权成立以后,天来、传发夫妇又返回思古潭,继续深入群众,发展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由于天来夫妇在思古潭一带活动频繁,伪自卫团长苗观涛是又怕又恨,决心捕杀他夫妇两人。6月14日夜晚,正当他俩在孙岗北头鹭鸶窝的黄端福家召开会议时,因消息走漏,不幸被伪自卫逮捕,押至苗观涛的老巢——椿树岗西南双院墙的苗家圩子。这时,胡传发同志正身怀有孕。在此之前,敌人已经把传发的父亲胡本言、弟弟胡传家以及柯天来同志的妹妹柯霞云和年仅十四岁的女儿柯开兰关押在苗家圩子。面对亲人遭受酷刑的惨景,他俩历数苗匪的罪行,痛骂敌人残无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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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为了得到思古潭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农会的情况,对柯、胡二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忽而甜言蜜语,许诺“宽恕、免罪”;忽而施以酷刑逼供,可得到的不是冷眉横对的反对,就是严数逆行的回斥。他俩在苗匪的刑堂上,同遭酷刑,轮番被审,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皮鞭打、炭火烤、开水烫、烙铁烙、尿屎灌、铁针刺等参绝人寰的拷打,胡传发同志的两腿硬被踩杠轧断了。可是,在遇到被押的女儿时,还一再叮嘱,“要挺住,不要乱讲!”

面对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敌人束手无策动了杀机。6月22日(农历5月19)早晨,敌人从牢房里押出胡传家、也押出了柯天来,又把身怀有孕、遭受重刑轧断了双腿的胡传发拖出牢房,架到水牛背上,从苗家圩子押赴椿树岗西头。晨风徐徐,英雄们昂首挺胸,凝视远方,他们不愧对走过的历程,只倍加对敌人的憎恶。来到松林中的空地,敌人把枪口对准了胡传家,逼问柯天来和胡传发招还是不招。可得到的回答是:刽子手苗观涛,人民决不会饶恕你!红旗飘飘,好日子